中国古代漆器的分类与制作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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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色漆器

一色漆器，指通体光素一色，不加华饰，《髹饰录》中的所谓质色，就是指这种漆器本身质地的颜色。

一色漆器主要有黑、朱、黄、绿、紫等一种颜色的漆器。根据考古发现，最早的一色漆器出现在原始社会，以后历代均有作品传世，以朱、黑、紫三色最为常见。

(髹饰录》中把金漆也归到一色漆器类中，名曰“金髹”“浑金漆”或“贴金箔”。金漆的做法是在**、朱色、黑色等漆表面刷一道黏漆，叫做“打金胶”，然后把金箔或金粉粘贴上去。一色金漆常见的实物以佛像居多，也有漆匣、漆盘、漆碗、漆盒等。

2．罩漆

罩漆，相当于《髹饰录》的罩明门。其做法是在色漆或描绘完工后，上面再罩一层透明漆，因罩漆下面的底色不同，而有种种不同的名称。《髹饰录》主要将罩朱漆、罩黄漆、罩金漆、洒金等几种做法归人“罩明门”。

《髹饰录》描饰门中还有一种描金罩漆，也应归人罩漆类。“它的做法是：在黑、朱、黄等漆地上作描金花纹，花纹上用朱色或黑色勾纹理，最后罩透明漆，北京匠师分别称之曰‘金箔罩漆开朱’和‘金箔罩漆开墨。’”。

各种罩漆的特点，就在于它罩了一层透明漆之后，表面显得光亮润泽，花纹隐现，极为雅致。但因罩了一层透明漆，透明漆下的底漆颜色比不罩的要深一些。

罩金漆出现得较晚，以宫廷中的罩金漆实物较多。尤其到清代多用于帝后御用的宝座、屏风等，小件器物也有用罩漆方法制成的。罩过的金漆在透明漆的下面透出金色的光彩，与“明金”差别较大，但罩漆的优点保护了金色不易退色或磨损。

3．描漆

描漆相当于《髹饰录》中的描饰门，包括描漆和描油等。

描漆就是在光素的漆地上，用各种彩色漆来描绘花纹；描油，又称描锦，是以桐油代漆，调制出各种鲜艳的颜色绘制出花纹。

古代彩绘漆器有只用彩漆或只用彩油者，但更多的是二者兼施。先秦以前，漆器均为描彩漆，自汉代漆器出现油彩以后，油彩的使用日渐增多，使漆器的色彩更加艳丽和丰富多彩。明清两代，漆器上油彩的使用已相当普遍，有的漆器花纹几乎全部使用了油彩。

4．描金

描金又名泥金画漆，即在漆地上加描金花纹。一般做法是：在退光漆地上用朱漆或黑漆画花纹，待干后，在花纹上打金胶，然后将金贴或描上去。描金原料，有的只用一种金箔，故花纹金色如一。有的用两种或三种金箔，如用赤金、苏大赤金、库金，使颜色显现不同。利用这些颜色不同的金箔分贴丕同的花纹，使金色花纹呈现出色泽的变化，犹如绘画之设色，《髹饰录》中称这种做法为“彩金像描金”。还有用漆灰堆出凸起的花纹后再描金或贴金的识文描金做法。

漆器上使用描金的做法，最早见于考古发掘的是河南信阳长台关2号楚墓中的彩绘漆棺，上面有用描金绘成的变形风纹图案，表现出较为完美的描金技术，开创了我国描金漆器之先河。汉代以后，描有金色花纹的漆器多有发现，明清两代已成为漆器的一大种类。

5．堆漆

堆漆相当于《髹饰录》中的堆起门。堆漆，顾名思义是把漆堆积起来之意。堆漆包括“识文”和“隐起”两种做法。识为高起之意，所谓识文，就是用漆灰或稠漆堆画出高于漆面的花纹之后，不加雕琢。而加饰雕琢的做法称为“隐起”。这两种漆器都是用堆漆的方法做凸起的纹饰，再在堆漆的纹饰上加饰色漆。

西汉马王堆1号汉墓中出土的第二层套棺上的云纹轮廓线条明显凸起，色彩脱落，露出深色的线条，其物质究竟为漆灰还是油灰，还需作进一步分析，但做法与堆漆相同。长沙砂子塘木棺墓的棺木挡板上，其彩绘磬上的圆点谷纹，乃是用稠漆堆起，这是堆漆做法的最早例证，这种做法可能为西汉漆工的一种新兴的装饰技法。唐宋时期均见堆漆技法的使用，唐代堆漆的例证是保存在日本的鉴真法师雕像，其五官及衣纹凸起部分均为漆灰堆塑。到宋代，堆漆技法已渐臻成熟，在建于北宋初期的苏州瑞光寺塔内发现的真珠舍利宝幢座上，贴有供养人、宝相花及狻猊等花纹，均用堆漆方法制成。明清两代此种技法最为常见，尤其是堆漆与描金相结合，故有识文描金和隐起描金等名称。

6．填漆

填漆即填彩漆。其做法是先在漆器上阴刻花纹图案，然后在花纹内填入色漆，干后经磨平呈现出光滑平整的效果。按黄成《髹饰录》所讲填漆有磨显和镂嵌两种做法。杨明加注为：“磨显填漆，(桼+包)前设文；镂嵌填漆，(桼+包)设文。”

“(桼+包)”是指漆器的最后一道漆，“糙漆”即(桼+包)漆前一道漆。磨显填漆，是在做完糙漆之后，未做(桼+包)漆之前，在漆地上用稠漆堆起花纹轮廓，然后在花纹轮廓内用所需色漆填平。这样通体均处于同一平面上，然后经打磨而成，因此可以说磨显填漆就是先堆后填的做法。

镂嵌填漆是用先刻后填的方法做成，即漆成之后，直接在漆地上镂刻出低陷的花纹，填平色漆，经打磨而成。此种技法在《遵生八笺》中有载：“宣德有填漆器皿，以五彩稠漆堆成花色，磨平如画……”《帝京景物略》载：“填漆刻成花鸟，彩填稠漆，磨平如画，久愈新也。”以上两书所载，前者是“以五彩稠漆堆成花色”，后者是“刻成花鸟，彩填稠漆”，一堆一刻，两者最后同是“磨平如画”，即是《髹饰录》中填漆条讲到的磨显与镂嵌。

填漆实物最早的实例是江苏武进县南宋墓出土的填朱漆斑纹地戗金山水花卉纹长方盒，盒面《柳塘图》空地细钩密密麻麻的圆点纹，圆点内填红漆，这是我国填漆技法的雏形，到明清两代填漆技法已相当娴熟。明代永乐年间的官办漆工作坊果园厂，就以生产填漆和雕漆器物最为出色。

7．雕填

雕填的做法是：先用填漆的方法做好花纹，然后沿着花纹轮廓勾出阴文线，在勾出花纹上的纹理之后，在阴文线内填金，实际上是一种把填漆与戗金两种方法结合到一块的新技法。

从现有收藏的明清雕填器看，许多被称为雕填漆器的彩色花纹，有的是刻后用色漆填成的，为真正的雕填做法，也有的是用色漆绘成之后剔刻阴线填金的。雕填在《髹饰录》中被称为“戗金细钩填漆”和“戗金细钩描漆”，这是根据两者不同的做法来命名的。这两种做法虽有不同，但其外貌却十分相似，只有仔细审视才能分辨出来。现在文物业把两者统称为“雕填”。

8．螺钿

在古代，人们把螺钿叫做钿嵌、陷蚌或坎螺。宋人方勺在《泊宅篇》中称之为螺填，元末陶宗仪《辍耕录》中有螺钿之名，黄成在《髹饰录》中称它为陷蚌、坎螺等。螺，指的是嵌物的质地，钿是装饰的意思。徐铉在《说文》新附中说：“钿，金华也。”《集韵》也说：“钿，以宝饰物。”螺钿一名至今仍沿袭使用。

螺钿漆器，即指取材于各种贝壳的天然色彩与美丽光泽的最佳部位，分层剥离和磨制后，根据设计图案需要，镶嵌于漆器表面作为装饰。镶嵌的螺片有厚有薄，故有厚螺钿与薄螺钿之称，因厚螺钿壳片较厚，硬度大，文物业又称之为“硬螺钿”。薄螺钿，因裁切精薄如纸，又谓之“软螺钿”。《髹饰录》中黄成称：“螺钿……百般文图，点、抹、钩、条，总以精细密致如画为妙。”即指薄螺钿镶嵌出来的效果而言。厚螺钿较薄螺钿精细密致的程度差一些。

还有一种“衬色螺钿”，也叫“衬色甸嵌，即色底螺钿也”。所谓衬，即衬托之意，是以透明的贝壳薄片裁切出花纹，下面再衬托上不同的色彩后嵌贴到漆器上，即等于人工设色。所衬各种颜色是通过透明壳片而显色，故呈现出色彩晶莹、温润的效果，如黄成所说“各色莹彻，焕然如佛朗嵌”。“佛朗嵌”，即“掐丝珐琅”，今人俗称为“景泰蓝”，黄氏所说衬色螺钿漆器上的色彩效果与景泰蓝相若。

我国用蚌片、蚌泡镶嵌在漆器上作为装饰的做法，早在西周墓中已有多处发现。北京琉璃河西周墓地中发现镶有不足2毫米厚蚌片的漆，镶嵌的图案极其工整细致，证实了西周的螺钿漆器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把我国螺钿镶嵌工艺的时间上溯到了西周。现今所见唐以前的漆器均用较厚的螺钿片镶嵌，宋代已有薄螺钿漆器的记载，但未见实物。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薄螺钿漆器中，有被认为是宋代器物的，而真正的薄螺钿漆器是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薄螺钿《广寒宫图》漆盘残片，代表了我国元代薄螺钿漆工艺的水平。明清两代厚、薄两种螺钿漆器都很盛行，尤其是薄螺钿的发展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衬色螺钿”出现得较晚，实物仅见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清晚期的嵌衬色螺钿团花长方盒和南京博物院收藏的黑漆嵌螺钿圆盘。

9．犀皮

犀皮，又称“虎皮漆”“波罗漆”。其做法是：先在器胎上用石黄人生漆调成稠漆，做成一个高低不平的表面，再用右手拇指轻轻将漆推出一个个高起的小尖，稠漆人阴干透后，上面再髹涂不同色漆多层，各色相间，并无一定规律，最后通体磨平。凡是突起的小尖，经磨平后，都围绕着一圈一圈的不同漆层，呈现出了类似松鳞的花纹，其特征为“表面光滑，花纹由不同颜色的漆层构成，或成行云流水纹，或像松树干上的鳞皴，乍看很匀称，细看又富有变化，漫无定律，天然流动，色泽灿烂，非常美观”。经过研磨露出的漆层断面，斑纹运行、回旋的形态取决于地子起伏的形态，故《髹饰录》有“片云、圆花、松鳞”等不同名称。

关于犀皮漆器出现的时间，原来认为最早出现于唐代，其依据是现知最早的文献资料——唐代袁郊、甘泽谣在《太平广记》中讲到犀皮枕，后有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提到清湖河下戚家犀皮铺，与游家漆铺并列，证明当时已有制造犀皮的漆工作坊。令人欣慰的是，1984年安徽马鞍山市三国吴朱然墓中出土了一对黑、红、黄三色相间的皮胎犀皮羽觞，其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这一发现把我国犀皮漆工艺出现的年代提早了约六百年。明清两代的犀皮技法已相当成熟，解放初期北京仍保存有以犀皮技法来制造漆烟袋杆的行业。

10．雕漆

雕漆是剔红、剔黑、剔黄、剔绿、剔彩等的总称，其中尤以剔红最多，且又常常与其色彩相同的雕漆相结合。

剔红的做法是：在器胎上髹一定厚度的朱漆，少则二三十道，多则上百道，之后在漆上雕刻花纹。剔黄、剔绿、剔黑等的技法与之相同。剔彩则是在器物上分层髹涂不同颜色的漆层，当漆层达到一定的厚度时，根据图案色调要求，需要哪种颜色，就将它面上的颜色剔掉，露出所需色漆。《髹饰录》中所说“红花、绿叶、紫枝、黄果、彩云、黑石等”就是用这种方法剔刻出来的。

据《髹饰录》记载，我国雕漆技法出现于唐代，但至今未见实物，宋元两代雕漆技法已渐臻成熟，到元末明初，尤其是永乐时期果园厂生产的雕漆，技艺精湛，工艺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明清两代的雕漆数量最多，至清代晚期，雕漆技艺衰微而几乎失传，解放后，北京、扬州等地才重新恢复了雕漆的生产。

11．剔犀

剔犀，北京文物业通称曰“云雕”，日本称之为“屈轮”。其做法与剔彩相近，即在器胎上用两种或三种色漆有规律地逐层髹涂，当．各层达到一定的厚度时用刀斜剔出卷草、勾纹等不同的花纹，刀口断面清晰地显露出不同颜色的漆层，器表有黑面、红面或紫面的。其状如行云流水，自然流动。此技法出现不会晚于唐代，惟实物有待发现，其定型可能是在宋代，实例为江苏武进南宋墓出土的剔犀云纹执镜盒及剔犀竹柄团扇。元末明初此种技法达到很高水平，明清时流行，存世作品的数量较多。

12．款彩

款彩的做法是：在漆地上刻凹下去的花纹，然后把色漆或色油填人花纹轮廓之内，因刻去的是漆灰，故又有“刻灰”或“大雕填”之称。

款彩技法出现较晚，传世有明清两代的作品，因工艺简单，出品快，故多用于制作各种小插屏或屏风。

13．戗金

戗金的做法是在漆地上，用刀尖或针锥画出纤细的花纹，然后在花纹内打金胶，将金粉粘上去，故花纹呈金色。也有戗银的，即用银箔粘着。“锥画”技法最早出现于战国。到汉代不仅有针划漆器，还有在针划纹内加彩的。锥画戗金比简单的锥画更进了一步。湖北光化五座坟西汉墓中出土的两件漆卮，是迄今发掘到的最早的戗金漆器，与宋以后的戗金技法相同。明清以来戗金技法多与填彩漆相结合。

14．百宝嵌

用各种珍贵材料如珍珠、宝石、珊瑚、碧玉、翡翠、玛瑙、象牙、密蜡等镶嵌在漆器表面，组成各种图案，此种技法称为百宝嵌。

百宝嵌技法在西汉墓中出土的漆器上已见雏形，流行于明代，清代更加盛行，扬州名漆工卢葵生善制百宝嵌，其作品也有流传。

各位大神，请问下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的特点有哪些～

三国历史简介：

三国是中国的一个历史时期。东汉末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并实际上以丞相的职位掌握东汉政权，取得“魏王”称号，加九锡。220年，曹操病逝，其子曹丕继承其位，同年强迫东汉的末代皇帝献帝刘协将皇位禅让给他，建立了曹氏政权，国号“魏”，史称“曹魏”，至此东汉政权正式灭亡，三国时代正式开始。221年，以益州为根据地的刘备自立为皇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同年，割据扬州、荆州、交州等地的孙权接受曹魏政权的册封，开始称“吴王”。229年，他正式称帝建国，国号“吴”，史称“东吴”。已经事实上控制曹魏政权的司马家族于263年吞并蜀汉后，司马炎于265年废魏元帝自立，国号“晋”，史称“西晋”。西晋于280年攻克江南的孙吴政权，正式统一中国，三国时代就此结束。

三国历史概述

汉章帝以来，东汉政府一直处于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权力斗争，这两大集团力量的互相斗争，形成了东汉独特的政治局面；权力每次交接，无不伴随大规模的杀戮，严重削弱了东汉帝国的势力。

公元184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以张角三兄弟为首的、规模空前的农民起义；东汉政府为了镇压黄巾起义，一方面放权到洲牧、太守，一方面默认并支持地主阶层组织私人武装，对抗起义军。经过近一年的较量，基本上把黄巾军镇压下来。但是经过黄巾起义，东汉政府已经遥遥欲坠，加上权力下放到洲、郡一级和容许地主阶层拥有私人武装；各洲牧、太守纷纷拥兵自重，地方豪强为了共同利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并推举德高望重或有能力的当坞帅，东汉政权已经名存实亡。

公元189年，灵帝亡，刘辩即位；宦官和外戚展开新一轮权力争夺，为了在权力争夺中取得决定性胜利，何进听取袁绍建议，征调四方猛将、英雄豪杰率兵入京，造成董卓乱政；地方势力借口讨伐董卓，纷纷招兵买马，后王允计杀董卓，西凉军阀再度把持政权，并互相拼杀；而各地军阀为了抢夺地盘，纷纷兵刃相交，乱世正式来临。

公元196年，盘踞衮州的曹操击败吕布，听取部下的意见，推行屯田，并西迎献帝，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政治优势，其后击败刘备、袁术、吕布等，占有衮、司隶和徐州、青州的一部分；河北的袁绍也攻克易京，彻底消灭军阀公孙瓒，占据了翼州、幽州、并州、青州的绝大部分，成为最大的割据势力；江东的孙策先后打败许贡、王郎等人，占有会稽、丹阳、吴郡等地，在江东立稳了阵脚。荆洲的刘表、益洲的刘焉、刘璋父子也成为军阀中的有力竞争者。

公元200年，袁绍挑选10万精锐步兵，骑兵万余，南下与青少年好友曹操争锋，曹操先后击杀袁绍勇将颜良、文丑后勒兵官渡；袁绍在正面战场无法撕开曹操防线，同时在青州、并州和曹操后方汝南开展第二战场，先后被曹操采取相应措施一一瓦解。后曹操放火烧掉袁绍屯放于乌巢的军粮等军用物资；袁绍大将张郃、高览投降曹操，袁军士气全无，曹操乘机发动大反攻，杀万余，俘虏7万余。其后袁绍一蹶不振，二子争位，曹操加以利用，公元207年，曹操远征乌丸，出其不意，大胜，平定了北方，一举成为最强大的军阀。江东孙策准备在曹操和袁绍决战时偷袭许昌，不料正在加紧策划的时候给刺客刺杀，伤重身亡，其弟孙权即位，加强了对南方发展的力度。

公元208年，荆洲牧刘表病死，幼子刘琮在地方豪强蒯良、蒯越兄弟和舅舅蔡瑁的支持下当上了荆洲牧；寄居刘表的刘备和江东孙权也加紧抢夺荆洲；曹操知道刘表死亡后，马上率领精锐骑兵5000，轻装简备，日夜兼程，南下抢夺荆洲；并于长坂击溃南逃的刘备；刘琮投降，曹操拘有荆洲大部分。孙权、刘备为了对抗曹操，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曹操，208年11月，曹操率领14、5万大军，水陆并进，进军赤壁，与孙刘联军对持。周瑜用黄盖计，大烧曹操连环船，加上曹军水土不服，大败而归，荆洲所受降的水军全部死亡或者投降。曹操失去了水军和部分的嫡系部队，急剧上升势头受到严重打击，从此致力于北方。赤壁之战后期，周瑜与曹仁在南郡展开激烈争夺，刘备乘机抢夺了荆洲南部四郡，并派关羽北上攻打襄阳，被守将乐进击败；经过一年的争夺，曹仁不得不奉命撤回襄阳，彻底失去了南下的据点；同时，孙权从合肥方向进攻也被曹军挫败。

公元211年，刘备听取谋士庞统、诸葛亮的建议，留关羽镇守荆洲，自己带领大军借口抵抗张鲁，入川谋取益洲；经过3年的争夺，终于夺取了益洲。从此，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

公元214，曹操借口进攻张鲁，挑拔关中割据势力马超、韩遂等公开作反；曹操乘机消灭关中势力并一举攻下割据汉中的张鲁；刘备恐惧曹操乘机攻击成都，马上向孙权退步。公元218年，刘备在攻取三巴后，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北上争夺汉中，击杀汉中守将夏侯渊；曹操不得不亲自到汉中前线指挥作战，无法挽回败局，不得不退出汉中，也失去了进军益洲的据点，三国势力达到了平衡，鼎立局面正式出现。

公元219年，关羽受刘备胜利胜利攻取汉中的鼓舞，出兵进攻襄阳，遇上山洪爆发，水淹曹军于禁所督7支救兵，包围襄阳、樊城；曹操马上派遣徐晃领军救援曹仁，同时和孙权达成短暂同盟，徐晃于襄阳城外击败关羽；孙权以吕蒙为都督，偷袭南郡，并利用政治手段来巩固在荆洲的统治，擒杀企图逃走的关羽；彻底粉碎了刘备利用南郡为据点北上攻取襄阳并乘机进军中原的战略。

公元220年，曹操病死，曹丕即位，同年称帝，国号魏；221年，刘备称帝，国号汉；229年，孙权进位称帝，国号吴；三国才正式出现。

公元222年，刘备遣将军吴班、陈式督水军进入夷陵地区，锁江东西岸；自己带领步兵主力，准备夺回南郡。孙权求和不成，任命陆逊为都督，领50000大军，横兵夷陵，阻挡刘备大军，并利用刘备补给线长远的优势；刘备求战不成，士气日益衰减，加上天气炎热，放松戒备；陆逊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先是派朱然带领水军主力，截断刘军归路，然后火烧连营，大败刘备。刘备经此一役，元气大损，失去了争夺天下的资本，自己也死于白帝城。

公元229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利用魏文帝曹丕病故，出师汉中，北伐曹魏；派赵云为偏师，扬言从斜谷攻打长安，吸引曹魏主力；自己亲自带领7-8万大军，从祁山出发，准备夺取关西。曹睿亲临长安，派大将军曹真带领10万大军拦阻赵云，同时派驻防关中的名将张郃带领5万精锐部队日夜兼程救援祁山。张郃在街亭大败蜀汉先锋马谡,诸葛亮失去了街亭，处处为张郃所制，无奈只有退兵。后蜀汉多次出兵，都被对手张郃、司马懿所牵制，由于补给不足，不得不退兵。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与司马懿对阵于五丈原；司马懿坚守不出；8月，诸葛亮病亡，蜀汉退兵。

公元241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一举消灭曹魏宗亲曹爽势力；255年，257年，司马师、司马昭分别平定曹魏余党；确立了西晋的基础。

公元263年，曹魏以钟会、郭淮、诸葛绪带领共18万大军进攻蜀汉。邓艾率兵3万多，自狄道向甘松、沓中，进攻驻守在此的姜维；诸葛绪率3万多人马，自祁山向武街、阴平之桥头，切断姜维后路；钟会率主力10余万人，分别从斜谷、骆谷、子午谷，进军汉中；取汉中后与姜维相对于剑阁。邓艾出奇兵从阴平小路历经艰辛，突然出现在成都附近，诸葛亮子诸葛瞻战死，后主阿斗遂投降；蜀汉灭亡。

公元265年，司马炎废曹奂称帝，改国号晋。

公元279年12月，司马伷自驻地下邳向涂中，王浑出江西，王戎向武昌方向进攻，胡奋出击夏口，杜预自

驻地襄阳进军江陵，王浚、唐彬率巴蜀之卒浮顺江流而下，大举进攻东吴。公元280年，王浑于三山击溃东吴丞相张悌主力，不久，吴主孙皓投降；西晋统一全国，三国正式宣告结束。

黄仁宇 ： 长期分裂的局面

汉帝国崩解后，中国陷入一段黯淡无望的长期动乱时代。豪强兼并所引起的社

会不安仍未获解决；甚且在一连串政治斗争激化下，导致战事连绵不绝，胡人入侵，

使社会秩序彻底瓦解。于是，一个个“坞堡”地方自卫组织相继建立，中国俨然进

人另一个新形态的战国时代。

中国历史家认为，自公元220年汉代覆亡至581年隋朝兴起，当中是一段长期混

乱和令人失望的时代。从某些角度看来，这也确是事实。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等于

30年战争给德国的灾害加10倍。中国北部不少地方人口为之减少；古代的五铢钱从

周朝的后期即已流通，至汉朝更为普遍，通过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在许多地方

因之绝迹。既然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每遇灾荒，人民呼吁无门，其痛苦的情形不

言而喻。在这期间内有公元309年的大旱灾，大河流都可徒步通过；而又有公元369

年的疫疾，长江下游北岸的广大地区人民因之相继死亡。

新形态的战国时期

然则，称这时期为“黑暗时代”则不正确。虽说在这段长时期内战事若断若续，

但大规模的征伐和有决定性的战役不多。若非如此，则以后的统一亦必采取不同的

步骡。很显然的，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与战国时代截然不同。经过四个半世纪皇

权政治的掌握，中国已与封建体制解散之后所产生多数带竞争性的王国的情况大有

差异。士绅阶级的广泛分布也使全面动员困难。从纪录上看来，这次分裂期间军队

里的兵员大致都由招募而来。

少数民族在动乱的场合早出现，增加了局面的复杂性。传统上称为“五胡乱华”，

其实这些少数民族包括藏族及阿尔泰语系（AltaiC）的民族，后者又有原始蒙古人

和初期的突厥语系人种。可是在多半的场台之内，即使专家也不能断定其人种语系

了无差错，更不用说当中的混合部队了。他们与某些汉人冒险家在公元304年至公元

439年在华北建立了16个王国，有些在短期间内前后重叠，有些彼起此伏。在初起时

．他们既称为“蛮夷戎狄”，少不得带毁灭性。一待到他们将所创的朝代布置妥当，

他们也建孔庙、立太学开始注重文物，提倡农桑。当中有两种入侵的民族竟开始修

筑长城，以防其他游牧民族紧随着他们的来路，打扰他们新建的王国，可见得其改

变程度之深。

在这分裂期间的后期，汉化的胡人在北方所建国家与汉人在江南的“流亡政府”

不时进行拉锯战，互有胜负。但商业上倒有了来往，南北的使节也互相访问。可是

始终没有人提出这种分裂的局面应当视作当然，听任其存在，各小王国也应当保持

现在所能控制的地域。在南方或在北方．组织政府的原则仍是政治哲学，而不是地

缘政治（geopolitics）。这广大地区称为“中国”者，内部之文化既混同一致，即

没有其他的逻辑，或甚至适当的国界，可以支持分裂的局面了。只有天下一统这一

观念，才能在意识形态上使文官集团有了思想的团结，这种趋向可以在当日的文件

中看出。

后汉末季曹操企图重建强而有力的中央政权。他的成功仅及于魏。他再想兴师

讨伐南方，却惨遭失败，他的子孙继业也无一功成，此中原委可能为今日之旅游者

及历史学者所感兴趣，因为当中有地缘政治的关键在。

三国鼎立时期

当时的蜀汉以今日的四川及邻近区域作地盘。因具有充分的人力及资源，足以

支持长期之战事，已有国家之内另一国家的姿态。其跨地既广，四周仍有适当的山

川作屏障。近年来不少的旅游者已经在其东部看到长江的三峡。其实游客从下游溯

江西行，费时虽多但印象更深。两岸的绝壁既已垂直的掉入水中，其下一段景物本

来也是别有洞天，经过一段耽搁，越是在意料之外，出其不意的展开，越能令人寻

味。不仅刻下提及的公元3世纪内战中，无人敢于攻入三峡，即是第二次大战期间，

日军已逼近峡谷之东，也同样感到束手无策。

魏与蜀之外，第三个国家为吴，所在为水乡。吴国既拥有水师，也沿着长江将

各城市设防。今日的南京（过去曾称建康及金陵）创建于吴。当初创时城居水滨，

沿岸之石壁与城垣构成一体，作为防御战时坚强的凭藉。据说今日这石壁之一部仍

可在市内看出，只是因为长江改道，这痕迹现在离江滨巳有相当距离了。

公元3世纪魏蜀吴三国长期鼎立的局面已成。当中魏长于骑兵，似占优势。迄至

公元263年，距曹操首先伐吴及蜀已半个世纪，魏将司马昭终于打破此中僵局，他在

万山之中，人迹不到之处行军，以奇袭方式突出蜀汉之后门。此计既成，收拾残局，

只是指顾间事。只是他翌年去世，子司马炎乃抄袭曹家办法，倡言天命已由曹家转

移到司马家，他在公元265年成立晋朝，让曹魏的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札，全部有如

以前之曹魏逼着刘家的汉朝禅让。这种象征着天命转移的仪式，也在分裂的期间为

以后四个短命朝代（宋、齐、梁、陈）所模仿。

短暂的统一

晋帝国之征服吴国，以长远的计划遂行。首先以军屯担保食粮之充足；其制造

船舶，地处蜀境也费时7年；统帅王浚向来做事以大刀阔斧具称，当一切准备停当时，

他年已70，他所造大船据称有600尺长，可载两千兵马。吴国也不马虎将事，他们建

造了水中障碍，还在江面窄处以铁索横贯。王浚乃利用大型竹筏清除障碍；针对横

江的铁索，他制造了100尺长的火把，以干树枝及容易燃烧的物料捆成，上淋麻油，

据说烧起来的高热使铁索熔断。这障碍既除，王浚的楼船即顺流而下，于公元280年

在南京受吴降。

以上事迹见于官方正式的历史中，其传奇的成分我们既不能证明也无从否定，

只不过因着这些事迹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一些重大演变。司马家之晋，因禅让而合法，

是这三个半世纪唯一的朝代，曾一度将带有竞争性的敌国全部肃清。当它在280年攻

占南京之日，好像重建了一个统一大帝国的局面，只是才10年，北方的新发展又将

其好梦惊破。公元291年，司马皇家的一段家庭冲突，因为各皇子的关系而牵连到各

地域。内战既开，长城内的少数民族也借机起事。公元317年，西安与洛阳两座国都

先后被洗劫，一个驻在南京的晋王子在这关头称帝以维持朝代的名号，可是自此以

后他和他的继承者除了控制长江以南之外，很少机会能涉足于其他地区。公元383年，

这流亡政府的弱势军队出人意外地打败了前秦领袖苻坚所统率的绝对优势的北方联

军（淝水之战）。可是纵然如此，东晋仍无力北伐，仅能保持南方的半壁江山，以

后四个继之而起的短命朝廷也无不如此，它们都自称统领全国，实际上不过盘踞着

华南，坐待着第二帝国隋朝之勃兴。

当我们检讨这段期间的历史时，发现当中浪漫的事迹多，逻辑之成分少。不少

出色的男女人物，因为他们贤愚不肖的事业而在青史留名，可是我们很难综合其反

映什么实际意义。

重新诠释八王之乱

这段历史可以从汉代的覆亡叙起。其原因曾被追究于宦官掌权、黄巾叛民的暴

动，和无纪律之边军被召入京，然而实际上，全面内战展开时，宦官已被整肃，黄

巾贼已被剿平，而边军亦已不再成为问题。晋朝情形亦复如是。最初问题之发生，

咎在皇后贾氏，据说她心肠毒辣，又爱虚荣，有些历史家尚且说她黑而奇丑。因为

她与皇太后争权又要废太子（非贾后所生）才引起皇室各王的干涉。晋朝的习惯，

各皇子称王，内为朝臣，外拿兵符。不过当争端延及各地区时，皇后已被弑，以前

各种冤屈都已平反，而战事依然方兴未艾，动则使几十万的官兵卷入，这就很难再

称其为宫闱间纠纷的后果，而认为咎在女人的虚荣与嫉妒了。

现代学者引用“经济枢纽区域”（Key Economic Areas）的说法，企图将长期

分裂的局面，作比较深切的解释。他们认为好几个出产粮食的大地区，内部的交往

深，需要外界的接触少，于是地方政府因此逐渐脱离中央的掌握。这种说法，有它

的优点。从曹操之不能征服南方的两个国家看来，和东晋在淝水一战足以击退来犯

之优势敌军的事迹看来，经济枢纽区域好像确有其事。可是这和晋朝一度统一的情

形对证，就不相符合了。即算地缘政治里有阻碍统一的因素，仍可以军事行动克服。

以后晋朝的内战更使这个说法文不对题。当时战事波及的地方全在国都附近，南方

照理应当鞭长莫及，此刻却反而平静无事。

在找不到更好的解说之际，我们不能不对传统所谓兼并之说再加斟酌。土地的

占有，在中国历史上确实影响极深。大多数的小自耕农作为当兵纳税的基础，其公

平的因素不说，确是在中国乡村中，先摆下了简单和均匀的基础，便利于官僚组织

的管制。当时汉朝提倡孝与廉（不仅是做官的廉洁，而且是在对人处世时对财物一

体谦让），显见得朝廷借重文教上的凝聚力而无意增进经理上的繁复。这种组织与

结构极容易被土地集中所破坏。读者此时必须体会到，在农村之中应付税的户数极

难隐匿，可是户内所领土地亩数和人口的口数包括雇工和奴工，则可以出入。如果

实际上户数减少，税收必随着短绌。以后政府所能供应的服务，有如济贫、地方自

卫和水利等等，也必为之减缩。并且地方士绅力量的伸张亦必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性

格。专制政府的体制，皇权由上而下，全国一致，要是地方士绅开始自作主张，即

带有一种修正性质。从以上各长所述，可知后汉地方政府的凌夷，巳产生各种不稳

状况。

当曹家取汉而代之和司马家取魏而代之的关头，立即崩溃的危机暂时平安度过，

可是其基本原因并未排除。当日不平稳的局势可自各种诏令上看出：有名的“魏武

三诏令”（曹操为丞相时所颁发）求才，内中称有才的不必有德，只要有治国用兵

之术，即算不仁不孝仍当拨用（地方士绅通常以仁义自居）。晋朝则颁布占田法，

企图限制各家室拥用土地数额。两种方案都在企图脱离士绅的羁绊。可是魏去晋来，

两方都没有达到重建中央集权体系的目的，当日华北表面的平静，全靠强而有力的

创业之主暂时压制，始能一时维持原状，他们一不在位，宫廷里稍有纠纷，即引起

地方上各种无从管制之因素乘机蠢动。皇子之称王者更将事体扩大，以致武装冲突

绵延各州，历时16年（公元291一306年）。其作战无秩序，阵容纷乱，无确切之目

标，凡此均显示社会组织已大规模的全面崩坏。

文化融合无功引起五胡乱华

在这16年的后段，有了所谓蛮夷戎狄的投入，这也需要一段解释。首先参加的

是刘渊，他是汉人和匈奴混血。他在公元304年于长城之内起事，20天之内即聚众5

万。刘渊曾任晋朝五部大都督（匈奴有五部），亦即奉命督导匈奴人众。这背景使

他容易号召国防线的匈奴部落，而有些匈奴兵马早已编入边军之内。其他异民族分

子，包括汉人家中佃农和奴工，较刘渊迟12年称帝的石勒，年轻时即被贩为奴。整

个游牧民族的部落入寇也起于此时。可是综合起来看，仍是汉朝制度注重文化上的

融合以代替有力量的政府，这种制度解体，才引起少数民族参加其中的混战。若说

夷人主动的汹涌而入主中国则与事实相左。

可是少数民族擅长的是骑兵战术，在内战时，其影响非不严重。当骚扰普遍化

时，各处村落组织自卫武力，筑坞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黄巾叛变时开始，及至公元

4世纪，已构成华北的普通现象。大概在公元350年左右，山西北边有设防的村落三

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万户。公元400年前后，关中有堡壁3000所，他们推

戴统主，相率结盟。其下层基本组织或许只有少数村落，可是一个大单位能包括10

万户，胡汉人口混杂在内。有力之宗族为这种地方自卫组织骨干，他们拥有精兵，

显然有贵族的气派。假使这种趋势任之发展，新型封建可在中国出现，中国此后几

百年的历史也可能与日本之中古史相类似。只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执行流动的战术，

作战时又有大部队参与，终使局势朝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这期间内，主要的战斗通常牵涉到25万人以上，步兵与骑兵的比率不少于3比

l。因为需要人员，当日胡人君临的短命朝代，经常侵凌地方土绅所组织的自卫团体：

或者派遣监督取得其行政权，或者指令其盟主强索人员与补给。两种方式同样的侵

犯其地方自治的权益。

中国在公元4世纪及5世纪因此陷于历史上的最低点。皇室着重于各人自我约束、

对人谦让的文治，至此已无法施展。另外一种出处则是地方自治，以资产作基础，

将士绅所掌握的地主威权合理化而成庄园制度（manorialism），而这出路也被阻绝。

且当小朝廷派遣监督到各结壁为盟的单位里去时，又不改组其下层组织，所以以小

自耕农为主体以便于官僚组织统治的中央集权也无法恢复。当时人失望之余．只好

以“五胡”配上一个“十六国”，强调其负面因素，殊不知破镜终能重圆，假以时

日，中国残破的帝国仍能恢复原状，而且发扬光大，不过需要一段长时间而已。

髹漆的起源

三国两晋南北朝,从3世纪初三国鼎峙起,直到6世纪末隋统一止,经历了近4个世纪。 在此期间,若干政权割据的时间长，边境一些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和部分汉人的流动、迁徙,特别是统治集团间的掠夺混战,不仅延长了分裂局面,而且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同时,也加速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促进了边远地带和南方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以后隋唐的繁荣准备了条件。因此，这时期考古学的特征是：地方特色比较浓厚；过渡性比较显著；边远地带增多；不少遗迹遗物突出了军事的需求，而反映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遗迹遗物更为引人注目；佛教遗迹保存较多，佛教雕绘得到发展，形象地说明这种外来的宗教获得较为广泛的传播。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资料的发现与著录，唐代即已开始。北宋提倡恢复古礼，研讨古器物蔚成风气。宋元地方经济发展,促进了都邑志书的纂修，因此,较详细地著录三国两晋南北朝遗迹遗物，应自宋元始。清代提倡金石考据之学,石刻的辑和古器物的考订,规模广泛又驾宋元之上。清末迄抗日战争以前,在铁路工程中,南北各地发现了大批三国两晋南北朝墓葬，大量随葬器物流入市场。自此金石文物学家的收藏与记述，脱出主要依靠历代传世遗物的范围；而帝国主义的掠夺破坏也随之而来。当时破坏最严重的地点，是河南洛阳一带和浙江绍兴地区,而以洛阳尤甚。帝国主义勾结商，十数年间洛阳附近北朝大几无一不被盗掘。盗掘破坏之风波及江苏、山东、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与吉林东部从19世纪末起,一些国家就纷纷派人进入中国新疆地区，对各种遗迹、遗物,肆无忌惮地进行有计划的、长期的劫夺和破坏这种文物的外流和破坏,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开始对重要遗迹进行实地调查，较重要的有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调查甘肃(1923)和(1924)，调查新疆各地石窟(1928～1930)，中国营造学社调查山西大同(1932)，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调查江苏南京、丹阳地区六朝陵墓(1934～1935)和河南洛阳、安阳宝山等石窟(1934～1935)，考古组调查河北南部(1935)等。重要的考古发掘，有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吐鲁番地区发掘的车师、高昌墓葬(1930)，和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在敦煌发掘的魏晋墓葬(194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规模地开展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考古工作,以1950～1951年中央文物局调查北方、西北各石窟和南京博物院发掘雨花台吴晋墓群为开端。1953年以来，各地较普遍地发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各种遗迹，也较普遍地对地上遗迹进行了勘测。1958年以后，逐渐开展整理研究工作，较有成绩的项目有：墓葬分区与分期的研究；城址布局的研究；边境地区遗迹遗物的讨论；中外文化交流遗物的研究和早期石窟寺遗迹的研究等。

　根据田野工作和初步的整理研究成果，综述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采取分区组织的方式是可行的。中原和南方是两个主要地区；北方和东北、新疆也都各具特点；青藏高原和四川西部应另分一区,但因考古发现较少,个别遗址暂附北方地区。

现知最早的漆器是1978年在浙江省的六、七千年前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木胎朱漆碗。不过从单纯使用天然漆到用色料调漆，其间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待今后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索。商周时代已用色漆和雕刻来装饰器物，并以松石、螺钿、蚌泡等作镶嵌花纹。战国在漆工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器物品种和髹（xiū，指把漆涂在器物上）饰技法等都有很大的发展。汉代漆器产地之广、数量之多、传播之远是前所未有的。器物的造型及装饰也呈现新的面貌。魏晋南北朝漆器发掘出土的虽不多，惟据历史文献可知当时花色颇繁，制作亦精。体大质轻的夹纻（zhù，指用苎麻织成的粗布）像，油漆兼用的密陀绘具有时代的特色。唐代文明高跻当时世界之巅，漆器和其他工艺一样有特殊的成就。它表现在起源于前代的金银平脱至此而愈加华美，盛行于后代的剔红、犀皮等又始创于斯时（据最近在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发现的漆器，三国吴已有犀皮，本文不及收入和更改，另有专文论及）。宋代一向以一色漆器制作精良为世所称，而近年来又发现有极为精美纹饰的堆漆与镶嵌、戗金与填漆相结合的漆器更呈异彩。元代漆工名匠辈出，尤以剔红、剔犀、戗金诸作，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明代是我国漆工史上又一次有重大发展和革新的时代，髹饰工艺可谓至此而大备。多种技法和不同纹、地的结合，迎来了千文万华之盛。清代前半叶大规模地任用了明代髹工，由于宫廷的好尚，更趋精工细巧而不免流于纤密繁琐。中叶以后，国运日促，导致各种工艺的全面衰退。

总的说来，我国漆工艺几千年的发展和成就，对全世界的漆器工艺都产生了影响，先是东亚、东南亚、继而是西欧及北美。可以说世界上一切制造漆器或用其他物质摹仿漆器的国家，无不或多或少受中国漆器的影响。中国传统漆工艺曾经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历史上有关髹工、漆器的著作，为数不多，且大都散佚失传。现存唯一的古代漆工专著是明代黄成撰的《髹饰录》。(1)它是研究漆工史、明代漆工的原料和技法的最为重要的文献，使我们认识和了解祖国漆器的丰富多彩，为继承发扬、推陈出新这一工艺提供了宝贵材料。它还为古代漆器的定名及分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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