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抗清将领李定国为何不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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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有保住胜利，后来又自己病死了。

李定国极大地阻击了清朝南下的步伐，此时江南地区的抗清运动此起彼伏，郑成功等又在东南沿海不断袭击清军据点。清朝可谓疲于奔命，清朝内部甚至有与李定国划地而治的打算。当时李定国在汉人眼中，就是再造河山的存在。对比清朝的疲态，李定国可谓兵锋正盛，民心所向。很多人相信，明朝可以乘胜追击，收复国土，将满清赶回关外老家。

但是历史却和大家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很快清军就卷土重来，而李定国虽可独当一面，但是却无法逆转南明的坠落。1662年，缅甸将永历帝朱由榔交给清军将领吴三桂，随后被吴三桂用弓弦绞杀。消息传来，李定国急火攻心病倒，很快病逝，一代名将死不瞑目。

公元1646年（清顺治三年、明隆武二年）十一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拥立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年号永历，建立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孙可望不顾联明抗清的大义，妄图割据云南，独霸一方。李定国义正辞严地对他说，肇庆已经有了永历皇帝，你也不看看你有什么德行，竟敢妄自尊大，难道是想自取灭亡吗？

碍于李定国、刘文秀实力雄厚，孙可望暂时打消了这个想法，但内心却耿耿于怀。明云南副使、孙可望的同乡杨畏知窥透孙可望的心思，怂恿说孙将军和其他三位将军地位并列，并不是靠的什么虚名而服众，今天永历帝只是在肇庆，你真的不像成为一方雄主么？

孙可望说，既然有了皇上，我那就挟天子以令诸侯，想必他们不会反抗我的。遂于公元1649年（清顺治六年、明永历三年）四月派杨畏知为正使，与永历帝谈判“联合恢剿”，并要求封为秦王。李定国虽然知道孙可望是怎么想的，但为实现“联明抗清”的愿望，只好默不作声。

孙可望投清的过程

沐王府即世袭黔国公府。黔国公府之所以被人们叫做沐王府，是因为黔国公在云南虽权势熏天，但爱民如子，每一代黔国公都精忠报国，在西南边陲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再加上沐王府的始祖沐英又是朱元璋亲封的黔宁王，所以人们出于尊重的立场，就称黔国公府为沐王府。

沐王府的第一代主人是朱元璋的义子、大明开国功臣沐英的孙子沐晟。洪武十六年，沐英与傅友德奉朱元璋之命，出征云南，讨伐元朝余孽。元朝大部被平定后，朱元璋召回傅友德大军，封沐英为西平侯，并留下他镇守云南。

沐英在云南功绩卓著，为平定和建设云南立下汗马功劳。沐英死后，朱元璋追封他为黔宁王，配享太庙。沐英的孙子沐晟在继任西平侯之后，因功被封为黔国公，世袭。此后，黔国公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沐王府的最后一任主人是沐英的十一世孙沐天波。

沐天波出生于1618年，1628年（崇祯元年）继承黔国公爵位，同时继任云南总兵官。

沐天波继位的时候，大明江山已然是千疮百孔，官场黑暗，各地农民起义不断。云南地处边陲，少数民族众多，由于云南官场结网盈利，各地土司相继反叛，新一代黔国公沐天波就这样在风雨飘摇中任重前行。

沐天波长大之后，精修文武，立志报国。但是在1644年的时候，大明王朝灭亡。而云南此时又同时遇到四川张献忠的攻击和云南土司吾必奎的叛乱，于是沐天波一方面开始接受南明朝廷的调遣，另一方面寻求另一个土司沙定洲的帮助。

不料沙定洲在帮助沐天波平定叛乱之后，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大。沙定洲眼馋沐王府两百多年来积累的财富，他赖在昆明不走，并最终发动叛乱，带兵冲入沐王府，将沐王府洗劫一空。由于事发突然，沐天波来不及组织抵抗，便带着官印和世袭铁劵在几名亲信的掩护下逃到了楚雄，在金沧兵备杨畏知的保护下，这才安定下来。而沐天波的母亲和老婆则没那么幸运，他们在乱兵之中逃到一个尼姑庵，尼姑庵被叛乱者包围，她们为了免遭耻辱而选择了自尽。

1647年（南明永历二年，顺治四年），原张献忠（此时已死）部下孙可望在占据贵阳、遵义之后，进而率兵攻打昆明，沙定洲不敌，被孙可望消灭。同年，孙可望建立兴朝，自称国主。后来，孙可望为了抵抗清朝，便名义上臣服南明，以期望建立统一战线。沐天波此时的处境十分尴尬，云南虽然名义上是属于他的，但是真正的控制者却是孙可望。沐天波没有足够的兵力与孙可望对抗，整日愁眉苦脸，与亲友互诉衷肠。

而南明朝廷在被清军步步紧逼之后，终于撤出两广进入云南。南明皇帝永乐帝朱由榔本以为孙可望会恭迎自己，不料孙可望本就是假装臣服，朱由榔在云南屁股还没坐热就被孙可望给劫持了。不久之后，孙可望的大将李定国发动叛乱，将孙可望打败，孙可望带着整个贵州投降清朝。李定国随后将永历帝和沐天波迎接回昆明，沐天波成为百官之首，而李定国则屯兵交水，防备孙可望。

禄土司的袭职

孙可望为人心高气傲，绝非夜郎自大之辈，大西军的实力得以恢复之后，他所考虑的就是如何走出云南，重新参与全国性的政治角逐。同时对内而言，可望虽名为盟主，但三将军向来分庭抗礼，互不相下，为了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也势必要借对外辟土开疆来提高声望。放眼天下大势，清军连战连胜，正是顺风顺水之时，若独力与之对抗，这个仗恐怕不好打，南明政权虽腐朽不堪，但毕竟还有一定的地盘和实力，而且当时南明的旗号在政治上还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若能与南明联合抗清，在政治上大西军必能争取到更多的合作者，在军事上的压力也将大为减轻。于是在与沐天波等人商议下，派原明臣杨畏知为代表，远赴永历行在广东肇庆商讨携手抗清事宜，并请封秦王。

永历朝堂之上，对大西军主动前来要求投效倒并无太大反对意见，但可望请封秦王一事，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大抵是反对者居多，认为曾经是“流寇”首领的孙可望狂悖无礼，异想天开，最多只能授予公爵，杨畏知见压力太大，只好让步表示接受永历所封景国公一爵，而少数有识见的大臣如堵胤锡等认识到当时南明已是日薄西山，必须在军事上依靠大西军和大顺军才能重新打开局面，因此顶着压力坚持要求封孙可望为二字郡王，后经永历帝同意改封为平辽郡王，杨畏知这才兴冲冲回滇交差。荒唐的是南明浔州守将陈邦傅听说此事后也来凑热闹，邦傅为讨好孙可望起见，竟别出心裁，伪造封王敕书和秦王金印，派人冒充使者前往云南。孙可望接见伪使后满心欢喜，立即举行隆重的封王典礼，布告全滇，宣布从此奉南明永历正朔。没想到没多久杨畏知回滇，带回了封郡王的敕文，西洋镜拆穿，使得可望尴尬异常，愤愤然说：“为帝为王，吾所自致，何藉于彼？而屑屑更易，徒为人笑。”干脆将错就错，自称秦王。大西军和南明的合作，竟然就在这样一场闹剧中开场。

请封秦王一事，后世议论纷纷，各执一词，毁孙者认为孙可望是僭号自大，心怀不轨。也有人认为永历小朝廷囿于鸡毛蒜皮之事，目光短浅，不知利用孙可望主动投效的大好时机联合一切力量共同抗清。实则当事双方均各怀心事，均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孙可望乃野心勃勃之人，定策联明抗清之际就已打好了自己的算盘，请封秦王并非信口开河，而是他战略上的一步厉害杀着；一方面，得到永历朝廷授予的王爵，有助于在内部建立起高于李定国和刘文秀的领袖地位。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将来成为南明政权的继承者张本。秦王一爵，看似无关紧要的荣誉性爵位，实际上意义重大，有明两百余年来，一字亲王向来只封给朱明宗室子弟。与孙可望性质相似的金声桓，李成栋举江西，广东反正来归，也只受封国公（金声桓自称国公在前，不过他也不敢再多走一步），特别是秦王爵乃是当年是明太祖次子所封“首藩”，在宗室诸王中地位最为尊崇。当时南明尚还占据两广之地，并非不名一钱的破落户，与可望是合作而非依附关系。以孙可望之雄，据全滇，拥强兵，若再假以位号，必将成为南明政权的有力竞争者。历史上的有名篡臣曹操，司马氏，朱温等无一不是乘世乱继起，先称公称王，再搞逼宫禅让。殷鉴不远，永历诸臣自然不愿前门拒虎，后门引狼。就连力主与孙合作的堵胤锡也仅仅要求永历封可望为郡王，正是有鉴于此。然而永历小朝廷实在腐败无能，衮衮诸公莫衷一是，竟拿不出一个统一的应对意见，仅靠小聪明，小伎俩敷衍应付，徒然让孙氏嗤之以鼻罢了。

孙可望乱世之枭雄，并非墨守成规的三家村老夫子，请封一事闹了个自讨没趣，可望志不稍减，他知道当时清军在两广连败明军，已成囊括天下之势，若再与永历朝廷讨价还价，只是贻误战机罢了，于是干脆利用陈邦傅的伪诏自称监国秦王，发布命令出师抗清，要求四川，贵州及湖广明军皆受其节制。在孙可望部署下，白文选部入贵州，刘文秀部入四川，先将挡住去路，拒不遵命的各部南明军阀扫除干净，这些大小军阀打着抗清保土的旗号，实则横征暴敛，为害地方。如今被扫荡一空也算好事。在孙可望的整顿下，贵州，川南大力推行云南的治理经验，一时竟气象一新，成为日后抗清的重要后方基地。

就在孙氏自行其是之时，永历小朝廷却越搞越糟。1649年，在清孔有德，尚可喜等会攻下，广东广西先后陷落，大敌压境下永历帝束手无策，唯有向西一路狂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进入孙可望地盘寻求庇护。事到如今，永历已无任何与孙可望讲价的本钱，只好一任可望安排。从此成为傀儡，事事仰人鼻息。

1652年，可望迎永历移跸于贵州安龙，自己则坐镇贵阳，号称国主，事事遥制指挥。孙氏此举，倒颇似北齐肇始人高欢所建立的霸府制度。当年高欢开幕府于晋阳，而把自己拥立的傀儡北魏皇帝安置在洛阳（后迁邺），为篡权代魏预作准备。可望倒未必是效法古人，恐怕还是觉得做惯了国主，一旦与永历见面，难以抹下面子来俯首称臣。于是干脆眼不见为净。据史料记载，可望在贵阳“大兴土木，建立宫殿、楼观甚美伟。又作行宫十余所于滇、黔孔道，以备巡幸”而永历所处安龙“居民不过百户”，破败之状可见一斑。并派员严密监视永历，凡各地官员将领有与永历文书往还者，可望更是视为心头大患。如李定国便是因桂林大捷告捷于永历而遭忌的。

平心而论，孙可望在接掌大西军领导权之后，仅三数年时间便把云贵等地的军政事务治理的井井有条，同时更根据形势变化提出联明抗清的战略大计，是明清易代之际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之一。可望本人雄心勃勃，一力以问鼎中原为己任。在当时群雄角逐，皆以力征经营天下之时原也无可厚非。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着不可忽视的弱点，其一是胸襟太窄，缺乏应有的格局与气度，而这对一个意在天下的政治家来说，往往是致命的缺点。永历虽软弱无能，然而在正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当时，却是南明抗清力量拥戴的精神象征。可望作为南明国政的实际负责人，若能推诚拥戴永历，必能得到更多人的信服和支持。然而可望计不出此，凡跟永历关系稍微亲密之人，他必认为是故意和自己唱反调，最后硬生生将所有人都赶到了自己对立面去。弄得众叛亲离。第二个毛病是孙可望缺乏政治家必要的弹性，能伸而不能屈。试看以狡诈著称的高欢，在晋阳关起门来作威作福，可见了北魏皇帝还是执礼甚恭，甚至屁颠屁颠的跟在皇帝后面提宫灯，也不过就是刻意笼络人心，消除大家对于他这个权臣的恶感。而可望器小易盈，在初试锋芒后便迫不及待的要自登九五，尝一尝为人主的滋味，再不肯退让半步。所谓过刚者易折，正是对孙可望最好的注解。

1651年，可望与李定国，冯双礼会兵入湖南，与战清军一败涂地，纷纷向湘北溃退。为解除侧翼威胁，李定国统兵奇袭广西，镇守广西的清定南王孔有德猝不及防，在桂林战役中情急自刎，广西全境恢复。紧接着，李定国又奉孙可望之命挥师北上，迎战清廷南下援军尼堪亲王部，在衡州战役中再次大败清军，尼堪当场被击杀。一时间“两厥名王”，李定国之名震动天下，成为远近归心的英雄虎将。天下局势出现了有利于南明的逆转。然而可望的狭隘猜忌也于此时爆发出来。他自知四将军向来在张献忠麾下都是平起平坐，互不相下。论德论才，自己都不足以驾驭定国。孙可望以国主自居，早已容不得有人建立起于他相仿的功名声望。如今定国在抗清战场上取得辉煌战果，自然有功高震主之嫌。在妒火中烧之下，可望竟不顾大局，阴谋设计准备以会商军务为名诱捕定国。李定国在探知这一情况后不胜惋惜，长叹道：“本欲共图恢复，今忌刻如此，安能成大功乎？”，为顾全大局起见逐率军退入广西，避免与可望见面。孙可望的私心自用导致错过了东西两路明军全歼湖南清军的大好机会。他自己也很快自食恶果，在周家铺迎战北上宝庆的清军时，双方激战一日一夜，最后明军大败，孙可望单骑逃走。清军也损失惨重，双方在湖南战场上一时陷入僵局。

周家铺大败，孙可望急需一场对外胜利来恢复自己的声望。这时钱谦益与张煌言提出东西明军并举，会攻长江的大战略，遣使要求孙可望以主力出兵援应。孙可望也认为这是重树自己威望的大好机会，然而新败之余，他并不想亲自冒险出师，另一方面可望此时已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划取代永历以自立，也需要他坐镇后方部署一切。因而可望决定重新启用先前在四川战败，被削去兵权的刘文秀。刘文秀作为远大西军第三号人物，为人谦和，他一力主张抗清，却不愿为孙可望卖命打江山。眼见内变就在眼前，刘文秀并无挥师东征之意，而是屯兵于湖南辰州待变。一直拖了一年多才整装上道，亲自指挥明军水陆并进，围攻常德，然而由于连日大雨，两路明军呼应不灵，被敌军各个击破，刘文秀领败军退回贵州。此次常德之役，成为明军最后一次主动出击。随后内讧陡起，南明政权再也无力东顾了。

常德大败，可望并不十分在意，前线军事尚处于僵持状态，而孙可望心中的当务之急则是尽快完成取代永历帝的政治图谋。加上身边将领的连番怂恿劝进，可望帝制自为之心日益迫切，对外发布诏令皆用“皇帝圣旨，秦王令旨。”，与当初朱明王朝之祖朱元璋拥立傀儡皇帝韩林儿时所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如出一辙。在僚属方于宣等人参与策划下，“定仪制，太庙，庙享三主：太祖高皇帝主于中，张献忠主于左，而右则可望祖父主也。拟改国号曰后明，日夜谋禅受”，就连永历身边近臣马吉翔，庞天寿等人也见风使舵，投向孙可望以谋富贵。永历帝完全被监视控制起来，出境越来越困难。随时都将被废黜以致丧命。并不甘心就此束手待毙的永历在一些忠于自己的大臣策划下，密诏远在广西的李定国统兵入卫，前来救驾。不料事机不密，反被孙可望侦知，在震怒之下派兵入宫，严令勒逼永历交出“首事之人”。先后处死参与此事的大臣一十八人，这就是南明史上有名的“十八先生案”。经此一事，可望愈益加快了谋权篡位的步伐。一再避促永历迁往贵阳，永历帝的日子越发不好过了。

李定国当初为避孙可望猜忌而转入广西，本打算合同郑成功收复广东后迎永历移驾，然而前线军事颇不顺手，在永历连番密诏之下，李定国决定放弃两广，回兵救助永历。一路上轻骑简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破孙可望安排的防线。进入安龙城。因为考虑到贵州乃是孙可望的势力范围，于是又连日兼程护卫永历进入云南昆明，留驻昆明的沐天波，刘文秀皆出城欢迎。一致支持永历以昆明为都，重整朝政。至此孙可望独秉国政，一手遮天的局面被彻底打破。

永历迁往昆明后，为争取团结孙可望，维持一致抗清的局面，不但对留驻昆明的孙部将领一体加官进爵，又派使者赴贵阳表示倚重之意。在李定国奏请下，还礼送可望妻，子及部众回贵阳以示无他。面对永历帝及定国的主动示好，孙可望一时踌躇不决。然而前面已说过，知进而不知退是可望性格上的主要缺点，在做了多年国主之后，要他重新退回到臣子的地位，甚至居于李定国之下，在他看来，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在左右亲信的怂恿下，孙可望一面大规模封侯拜将以鼓舞士气，一面集结兵力，悍然准备以武力来解决问题了。

1657年，可望在贵阳誓师，亲率十四万大军往攻云南，而这时李定国，刘文秀部下仅三四万人，兵力对比悬殊。可望认为此战必胜，竟“预制扭锁三百副”并放出大话：“破滇之日用以囚永历并定国、文秀诸文武解黔耳”。面对来势汹汹的孙可望大军，李定国，刘文秀决定亲率部众，破釜沉舟与可望一搏。九月十五日，双方军队相遇于云南曲靖交水，分别距离十里下营。可望军十余万人列营三十六座；定国、文秀军约三万人分三营列阵与之对峙。可望见人多势众，以为可以稳操胜券，却不知他手下将领白文选，马宝等人与李定国等多年出生入死，都不愿意自己人打自己人。早已暗通定国约定阵前倒戈。只有孙可望自己还蒙在鼓里，大做削平群雄，一统天下的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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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诰卒，其另一子禄辱承袭宁州土知州，后又军功升授府同知。

禄厚，工书法，尚文艺，有高士之风，善交纳海内名流。曾万里论交，请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翰院学士、掌詹府事、前南京礼部尚书、实录总裁经筵讲官董其昌和名士陈继儒为其题写诗画。陈继儒在禄洪《北征集·序》中说：“竹居公(禄厚)以好客闻天下，子墨名家，负簦(deng，笠)蹑履(jue，草鞋)，游其门者颇众，经旬弥岁，与其父子相唱和。竹居公赐闲寻乐，咏歌太平，自拟于陇上躬耕者流”，故著有《景竹斋躬耕集》。

禄厚的诗，清新典雅，飘逸超脱，醉意于田园山水间。只可惜其《躬耕集》今已散失，仅《宁州志》存诗三首。从《烟萝园》一首可看到当时甸尾城东禄土司园春天宜人的景色：园内松林繁茂，野花四发，黄鹂报春，众鸟应和，盘石幽谷，泉水泠泠，荡花飞越，溪声汩汩，步入其间，真有点远离尘世之感了。此园清乾隆年间刘大绅弟刘大容在《吟玉山房漫题有序》中曾与张海故宅“梦鹤轩”，王元翰别墅“水明楼”及刘氏家塾“吟玉山房”并提，但何时被毁，今已无史书可查，可能是毁于兵灾。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二年(1614)，阿迷州(开远)普名声的祖父普者辂、父亲普维藩“父子为乱三乡(邱北县下寨马头山新城)、维摩(砚山县北)间”。“广西(泸西)郡守萧以裕调宁州禄土司(禄厚)兵合剿，一鼓破之，辂父子俱就戮，始复维摩州，开三乡县，时名声走阿迷(《徐霞客游记校注》723页)。从此，普名声与宁州禄土司家结下深仇大恨，久图报杀父之仇。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朱翊死，长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年号“泰昌”，但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即死于病疾。常洛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改元“天启”。禄厚大约卒于天启元年(1621)，共有五个儿子：嫡长子禄溥、次子禄洪、三子禄漾和庶出二子禄昌文、禄昌贤(有史书记载此二人为禄洪庶弟)。禄厚卒后，长子禄溥袭。

天启二年(1622)一月，永宁(四川叙永)土司奢崇明叛，据重庆，杀明官，分兵围攻合江、纳溪，破泸州，陷遵义，进围成都。二月，水西(贵州黔西)土司安邦彦叛，陷毕节，破安顺、平坝、沾益，围贵阳十余月。贵州巡抚都御史李云、巡按御史史永安罔守。当时，川、湖、云、贵总督张我续请求朝廷以廷绥总兵杜文焕调四川，同新任总兵杨愈懋协力讨永宁；加贵州总兵官张彦芳为平蛮总兵官，随巡抚都御史王三善讨水西。三月，张彦芳飞揭告急，请调附近邻镇精兵救援。兵部命调湖广土汉官兵二万，云南镇臣沐昌祚部下兵马一万，广西一万救援。云南土司普名声、沙源、龙在田、禄洪等得檄往讨。此次征战，禄洪一行军路中吃了大亏，“假道贵筑，士方半渡叠水，正苦驱驰，安酋偶叛，埋伏四起，彼多我寡，力不能支，战亡者半”(禄洪《北征集·战场赋小序》)。

同年(1622)十月，“录滇南诸土司忠顺者，那天福复土知府世职，仍加从三品服色；沙源掌安南旧印，世袭长官司；禄溥加多四品服色；龙在田、普名声加土守备职衔，增赐银币，仍给本品服色一袭”(《熹宗天启实录》卷二十二)。

天启三年(1623)三月，“东川、乌撒(贵州威宁)暨沾益叛酋，纠合寻(甸)、武(定)悍夷攻滇，一时烽起。”巡抚云南右副都御史沈儆介分东西两路进兵，俱受阻。后调集云南土汉兵，配合地方官分路往讨。“当东川逆贼禄千钟之攻寻嵩也，则参将袁善、(寻甸)知府周仕国、(嵩明)知府王有德，督土官沙源等兵杀退。张世良之攻武定也，则参将李思忠、(武定)知府胡其造，总督土官禄溥等杀退。”因而“各郡幸得保全，会城款以无恙”(《熹宗天启实录》卷二十七)。

禄溥承袭不久，大约卒于天启四年(1624)，无子，二弟禄洪袭职。

此时的明王朝已是危机四伏、江河日下、内外交困了。内部：明熹宗朱由校不理朝政，成年累月喜学木工，不知厌倦，任随大宦官司礼太监魏忠贤擅权，掌管东厂(特务机关)，肆意诬陷杀戮东林党人及正直大臣，并处死守卫辽东的兵部侍郎熊廷弼。外部：建州女真族人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今辽东新宾县老城)即汗位(国号“大金”)后，起兵反明，连克沈阳、辽阳等辽东70余城镇。天启五年(1625)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改为盛京。六年(1626)正月，兵围宁远(今辽宁兴城县)。八月努尔哈赤死。九月，其雄心勃勃的第八子皇太极即汗位。明王朝已国事日非，岌岌可危。

天启七年(1627)八月，年仅22岁的熹宗朱由校驾崩乾清宫，虽生过三位皇子但都早殇，由五弟信王朱由检继位，是为思宗，改元“崇祯”。

崇祯元年(1628)四月皇太极欲攻锦州，以打通山海关之路。朱由检急命遭魏忠贤迫害回籍的原辽东巡抚袁崇焕回朝，进兵部尚书，督师蓟、辽。皇太极深知袁崇焕善征战，有谋略，是将才，其父努尔哈赤就是因进攻宁远遭袁崇焕坚决反击负伤而死的。

崇祯二年(1629)冬，皇太极避开袁崇焕的辽东防区，自沈阳出，绕道辽西，分道喜峰口、龙井关、大安口、洪山口入边。十一月占领遵化，直逼明都北京，京师戒严。朱由检急征天下镇巡官将兵勤王，云南巡抚王伉檄禄洪领兵往北京入卫。为了保卫明王朝，禄洪动色曰：“君父有警，臣子安能束手坐观？赴汤蹈火，亦所不辞。”“提三千精锐，果粮被甲，三月(1630)出滇，六月而抵都下。至则酋骑已遁，奉温旨慰劳，命防守密云墙子岭口'(陈继儒《北征集·序》)，并投参将职。

此时，阿迷州(开远)土知州普名声已势力强大，“后十余年，兵顿强，残破诸土司，遂驻州城，尽夺州守权”(《徐霞客游记校注》723页)。天启二年(1622)普名声因征水西有功曾授守备职。五年(1625)六月其长子普祚远准袭土知州世职(《天启熹宗实录》卷五十五)，故尔日益骄横，目空一切。崇祯四年(1631)初，巡抚御史赵洪范至临安，“名声不出迎。已，出戈甲旗帜列数里，洪范大怒，谋之王伉，请讨。得旨，官军进围州城”(《明史》卷三百十三，云南土司一·临安)。同年(1631)三月，王伉亲驻临安，命云南布政使周士昌统十三参将及本省兵一万七千人逼近沈家坟，相持二月。十二月周士昌中铳死，十二参将悉战殁。崇祯五年(1632)正月初一，普名声攻临安，其部下何天衡见名声有异志，乞降明朝，命驻守三乡。正月十六日临安城危，何天衡突袭普名声老巢阿迷，名声返师，临安解围。

同年(1632)七月，普名声为报宁州土司禄氏杀父之仇，率兵围宁州。此时，禄洪已入卫北京，三弟禄晃代摄土知州，兵马甚少。禄洪“母集众目，人犒五金，京青布二，各守要害，贱不得入”。方攻宁时，巡抚王伉复奏请檄洪

还，十月，禄洪返宁州，“谓所予太重，责返金，诸众目悉解体。贼谍之，乘之入，洪走避抚仙湖孤山，州为残破”(《徐霞客游记校注》726页)。广西(泸西)知府张继孟“闻之，远冒风雨，七日至宁，面为呼叱：‘人谁无仇，解而乃释，愈结不愈深乎?’乃促之令去，仍责还禄之母及二妾一幼子，两青衿弟，藏获十八人，俱解之当事给洪矣”(明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次年(1633)禄洪由孤山回宁州，忧郁而死。

禄洪的一生，可谓效忠明封建王朝披肝沥胆、世著威名的一生。他少年即多胆略，夙谙韬钤，所领之兵纪律严明，屡奏奇捷。宣统《宁州志·人物》中说：“诸望姓见禄家军麾盖，无敢抗颜行者。幕府纪功言：‘黔借滇为外附，滇借洪为长城’，一时以为实录”。

禄洪不仅武功卓著，且有文才。一生“博综群籍，游戏书法名画”，“其诗赋小令，气骨沉雄，风华秀整”。所著《北征集》收入《云南丛书》，现存云南省图书馆。陈继儒说：“若读其北征诗，万卷填胸，六辔在手，轻裘缓带，羽扇纶巾，皆在其中矣”。禄洪书法，现华宁文化馆尚珍藏“紫严相”三字，笔力浑厚遒劲，古朴庄重，写于“天启丙寅菊月朔日”，即天启六年(1626)九月初一。落款“守宁禄洪敬书”。由是可以推断：禄溥死于天启四年(1624)或五年(1625)，因为天启六年禄洪已经是宁州土知州了。此三字曾选入I992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云南历代书法选》。华宁名人书法同时被选入的，尚有刘大绅，朱家宝及其外甥张知名的墨迹。

崇祯六年(1633)禄洪卒，无嗣，本应由三弟禄晃袭职，因禄晃代摄宁州土知州已近三年。可能禄晃淡泊名位，志在烟霞，想处身世外，愿避世闲居，或是其他什么原因，竟未袭。从而引来石屏族人禄永命(禄祚玄孙)与禄洪庶弟禄昌文之间的叔侄争袭，甚至大动干戈，永命杀死世目白高，往昆明投奔坚守云南的的黔国公沐天波(沐昌祚曾孙)。天波檄石屏土舍龙世荣往慰之，这场袭职争斗才算平息。“未几，昌文卒，投永命以冠带，候袭”(宣统《宁州志·宁州土官考》)。

崇祯九年(1636)四月，皇太极改国号“大清”，年号“崇德”，正式当了皇帝，企图夺取全国政权。崇祯十六年(1643)八月，死于沈阳清宁宫，庙号“太宗”。其第九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

顺治元年(1644)三月十八日，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于故宫神武门的煤山(今景山公园)，明王朝天亡。同年四月二十三日，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兵败西走。五月二日清兵占领北京。十月福临入关，定都北京，开始了清王朝对中国长达268年的统治。十一月张献忠陷成都。此时的云南，清军忙于征战大江南北，无暇顾及，仍由明代镇兵官世袭黔国公沐天波和巡抚吴兆元等镇守，但明亡无主，云南政局已十分混乱。

顺治二年(I645)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遇害，闯王的大顺军彻底失败，张献忠仍据四川。

同年(1645)九月，沐天波用参将李大贽屯兵会(四川会理)，驻守金沙江以防张献忠入滇。李大贷生性贪婪，数侵元谋土官吾必奎的领地。必奎不能忍，遂聚众反，连陷武定、禄丰、广通、楚雄诸郡县。沐天波檄宁州土官禄永

命、石屏土官龙在田征讨，檄沙源之子沙定洲协剿，但沙定洲素怀不轨，迟迟不至。十月吾必奎兵败穷蹙自杀。十一月沙定洲才至昆明，驻扎城外，不肯归回。

此时，天波府奸人余锡朋用事，拖骗天波金宝无以偿还，以贸易常往来各土司营中，遂向沙定洲夸天波家饶富，定洲必动。“原赂余锡朋为援，阴结掌印都司余延珍，参净张国用，都司佥事阮韵嘉、袁士弘等为内应”，准备劫掠天波府，掌管云南政权(阚祯兆、魏荩臣《通海县志·沿革事考》)。

十二月初一，沙定洲托言欲归，“入城辞行，天波以家讳曰不视事，定洲嗓而入，焚劫其府。天波闻变，由小窦(洞)迫。时宁州土司禄永命在城，方巷战拒贼，从官周鼎止天波，留讨贱，天成疑鼎为定洲诱己，杀之。其母妻皆走城北自焚死。定洲据黔府，盘踞会城(昆明)。劫巡抚吴兆元，使题请代天波镇滇，全滇震动”(《明史》卷三百十三、云南土司一)。此次事变，多得禄永命等力战，沐天波始得出城，永命护送其。至楚雄而返宁州。

顺治三年(1646)初，沙定洲率兵追至楚雄，天波已西走永昌(保山)。定洲遣其党王朔、李日芳等攻陷大理、蒙化(巍山)，因恐云南副使分巡金沧道留驻楚雄的杨畏知断其归路，又闻禄永命、龙在田等扬言欲捣其巢，不敢至永昌，回攻楚雄，为杨畏知所拒，遂解围而东，先攻石屏，龙在田走大理。

同年(1946)七月初五，沙定洲分兵由新兴(玉溪)、河西过通海，禄永命土目白小定等率兵御之。“定洲酋目高阿保扎秀山涌金寺，日夜攻击通(海)城。小定等计蹙，将县城及官厅民舍悉毁之。酋兵至十一日始撤退”(《通海县志·沿革事考》。

十一月，张献忠在川北西充中箭负伤被俘牺牲于凤凰山，其大西军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转战大西南。

十二月初八日，沙定洲分兵围攻宁州，“(禄)永命调白小定归援，酋兵擒小定，因献通海，酋目高阿保、宋国英等入(通海)城据之”(同上)。沙定洲围宁州以三堑，“百日绝粮，城中房舍，乡村居民，为定洲焚虏皆尽。永命卒”(宣统《宁州土官考》)。

顺治四年(1647)正月，大西军连克遵义，贵阳，龙在田使人告沙定洲之变，劝孙可望至滇。三月孙可望诈称黔国公沐天波焦夫人之弟，率兵来滇复仇，在交水(沾益)、曲靖、陆良等地打败沙定洲的军队。四月进入昆明，沙定洲悉欲其所有遁归阿迷旧地。云南组成了以孙可望为首的四人领导核心，孙可望称东平王，李定国称安西王，艾能厅称定北王，刘文秀称抚南王，派刘文秀至永昌请沐天波回昆明，诛余锡朋、阮韵嘉等人。为了联合各地抗清势力，壮大农民军的革命力量，凡拥护抗清而投降的明朝官吏及拥护大西军政权的少数民族土司土官，仍使其继续任职。

此时，宁州“禄氏目把立(禄)永命叔祖(禄)加敕(会城参将)，而族人复立(禄)晃。可望因授(禄)晃土知州，加江(川)、通(海)、河(西)、浪(广)参将，未几面卒。可望收其家产为伪王庄。时（禄）昌贤代（禄）晃领兵在外，可望授以游击加参将，还给产业，复袭土知州。越二年(1648)，又以军功升武英营副总，及(李)定国与(孙)可望战，复投营总”(宣统《宁州志宁州土宫考》)。顺治五年(1648)七月，李定国率部经通海攻阿迷，讨伐沙定洲。八月破佴革砻，俘沙定洲至昆明，十月磔于市，全滇进一步统一。

同年(1648)，孙可望为了树立个人权威，欲立为国主，又惧李定国不服，遂在演武场导演了一场杖责李定国的丑剧，从此，两人构隙。

顺治九年(1652)春，大西军由云南分三路出击南下清军：刘文秀掌北路，李定国掌东路，孙可望以高帅居中路出兵湖南。北路军失败，刘文秀遭斥责留守云南。东路军李定国转战湘、桂所向披靡，连克十六郡，辟地三千里。七月，定国陷桂林，清将定南王孔有德兵败，举火自焚死。清廷大震，遣悍勇的敬谨亲王尼堪(皇太极长兄褚英第三子)为定远大将军进军湖南，遭李定国伏击，尼堪战殁。九月，中路军孙可望自沅州(湖南芷江)攻陷辰州(湖南沅陵)，甚恶定国，欲伺隙置定国于死地。十年(1653)初，使人召定国赴沅州，议事，将谋杀之。幸得刘文秀之子派人送来信息，才得脱险。从此，大西军内部分裂，定国不再受孙可望约束，转战粤、桂。孙可望恐定国回师云、贵，不断派兵防堵，以绝其归路。

顺治十三年(1656)正月，李定国败孙可望于田州，率兵疾趋安隆(贵州安龙县)，准备迎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明神宗孙，1646)10月于广东肇监国)入滇。三月，拥帝至曲靖，沐天波迎于马龙(素怨孙可望的刘文秀闻定国至，即纳之。六月，定国促永历帝派人劝说孙可望重新联合抗清，遭孙可望拒绝。

顺治十四年(1657)九月，孙可望率40万人由贵州大举进攻云南，部将白文选等反对同室操戈，暗投定国作内应。可望曲靖兵败，仓皇逃脱，回贵阳到长沙投降经略大学士洪承畴，清廷封为义王，孙彻底背叛了大西军。十二月，顺治福临封吴三桂为平西大将军进征贵州。

顺治十五年(1658)年，刘文秀率孙可望旧部王自奇、关有才叛，定国讨诛之。七月，大清命豫亲王多铎长子信郡王多尼为安远大将军统禁旅至贵州，分三路征云南。十二月兵会曲靖，永历帝听从沐天波意见，西走永昌。

1094年4月，宋哲宗下诏，改年号为绍圣，表示决心继承宋神宗的事业。宋哲宗起用章惇为宰相，吕惠卿、曾布、张商英、李清臣、邓润甫，蔡卞、蔡京、林希、黄履、来之劭、安惇入朝任要职。变法派在宋哲宗的支持下，再度掌握政权。宋哲宗听从变法派的提议，追夺司马光、吕公著死后所赠谥号，推毁所立碑石。贬斥吕大防、苏轼、苏辙、刘挚、梁焘、范纯仁、范祖禹、黄庭坚、文彦博等。1097年。宋哲宗再次追贬司马光、吕公著及王岩叟等人。章惇、蔡卞奏情发司马光、吕公著墓，斫棺暴尸；又奏请追废高太皇太后为庶人，因宋哲宗不肯而作罢。吕大防、苏轼、苏辙、刘挚、梁焘、范纯仁等流放到岭南。贬韩维、刘奉世等三十多人官职，王安石变法时，苏轼因上书反对，被出任杭州通判，转知密、徐、湖三州。1079年，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涉“乌台诗案”被捕下狱，出狱后，责授黄州团练副使。保守派执政，苏轼被召还朝，任翰林学士。后来受到洛党攻击，出知杭、颖、定三州。这次变法派再度执政，年正六十的苏轼先后被贬官岭南的惠州和海南的琼州。苏轼政治上属保守派，但由于他接近民众，在任所颇有政绩。颠沛流离的生活又把他造就成一个杰出的建树甚多的大文豪。在贬逐保守派官员的同时。宋哲宗、章惇等又逐步恢复新法。1094年复免役法、保甲法。1095复青苗法。1097年复市易法等。宋哲宗亲政，恢复和继承宋神宗的事业。这事，史称“绍圣绍述”（绍述即继承）。

宋哲宗统治时期，前后不过六年。在此期间，变法派再度出现分裂。章惇与李清臣不合。李清臣被弹劾，出知河南府，张商英与来之劭不合，张商英被贬官外出；杨畏与孙谔不合，杨畏落职；蔡京与孙谔不合，孙谔又被罢官，曾布攻击吕惠卿，吕惠卿始终不能在朝；曾布还攻击章惇、蔡卞，在变法派中反复无常，起到很大的破坏作用，变法派这次再起，势力本来薄弱，内部分裂，力量更削弱了。

1100年正月，宋哲宗病死。宋哲宗赵煦在位十五年，享年仅二十五岁，死后葬于泰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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