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鼠的品种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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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颅跳鼠亚科为跳鼠科特征最原始的一类动物。体型皆小，体长均不到7厘米;耳小，前翻不到眼;尾或细长，覆以稀疏长毛，或在其近基部1/3处具膨大的脂肪积聚部位，尾端均无尾穗;后足3趾(三趾心颅跳鼠属)，或具5趾(五趾心颅跳鼠属);听泡异常膨大，其长度达头骨长之半。现有2属5种，全是珍稀种类。

长耳跳鼠形态较为特殊，而构成单种的亚科。体长8～10.5cm，尾长15～19cm，尾端具尾穗;与其他跳鼠相比，吻尖，眼小，耳极大，长3.8～4.7cm，占体长的40～50%，后足5趾。分布区狭窄，基本上为中国的特有种。见于中国内蒙古西部、甘肃北部、青海的柴达木盆地以及新疆的东部和南部。国外仅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外阿尔泰戈壁。五趾跳鼠分布于我国西北、华北以及俄罗斯、亚洲中部、蒙古、朝鲜等地的荒漠地带。它的大小和家鼠差不多，体长13～15cm，体重95～140g。但头大眼睛也大，耳朵也比家鼠的长。身体背部体毛为棕**。腹面为白色。它的后腿特别长，脚底下有硬毛垫，适于在沙地上跳跃。前脚有5指，后脚只有3趾，中间3趾发达。与后腿相适应的尾巴比身体还长，可达20cm，尾上有黑色环斑，末端还有一簇白色蓬松的尾毛，很像个小刷子。

本条内容来源于：中国农业出版社《中国土种志》

能否告诉我土司的确切解释吗

中亚构造演化的古亚洲洋地区的时间段大致可分为8个阶段：

（1）太古宙（Ar）：古陆核形成期（3600～2500Ma）。

（2）古元古代（Pt）：围绕古陆核地壳不断增生形成原始古陆，原始古陆裂解、拼合形成统一结晶基底。（“哥伦比亚超大陆”，形成于 1990～1500Ma Rogers等，2002）。

（3）中-新元古代早期（Pt2-3）“哥伦比亚超大陆”裂解汇聚“罗丁尼亚”超大陆形成（1800～850Ma）。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1050Ma花岗岩侵入为代表的伊塞东运动、新疆的阿尔金山运动、未变质的青白口系陆表海沉积不整合于下伏变质岩系之上，大致相当于北美的格林威尔运动。是“罗丁尼亚”超大陆聚合形成的标志。

（4）新元古代中-晚期（成冰纪—埃迪卡拉纪）：“罗丁尼亚”超大陆裂解，由裂谷发展为古亚洲洋（850～542ma）。广泛发育于中亚地区的冰碛岩、似冰碛岩及碱性火山岩、双峰式火山岩等、是古陆裂解的标志。

关于古亚洲洋的认识、历来有不同见解，佐年善等（1990）所定义的古亚洲洋，是指曾发育在西伯利亚、华北、塔里木和哈萨克斯坦古陆之间的古洋；多布列佐夫等的意见，认为古太平洋和古亚洲洋同属于三叉裂谷系的两支，都是在新元古代超大陆裂解过程中新生的；任纪舜等（2002）将冈瓦纳大陆与北美、俄罗斯、西伯利亚等陆块间的古大洋称为劳亚大洋，其东段，即东冈瓦纳与西伯利亚之间的古洋称为古亚洲洋，并认为古亚洲洋是结构十分复杂的大洋盆，包括一系列的洋盆和微陆块，主要洋盆有古大西洋、阿巴拉契亚-中欧洋、乌拉尔-南天山洋、萨彦-额尔古纳洋、天山兴安洋、昆祁秦洋以及西藏-马来-华南三叉裂谷等；在中欧亚八国联合编图时完成的、中欧亚岩相古地理、构造、复原及地质生态图集说明书（2002）中、认为由于罗丁尼亚古陆的解体、西伯利亚和劳亚大陆的解体和分离、形成了古亚洲洋。总之，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古亚洲洋的形成与罗丁尼亚古陆的解体有关。但是也有不少学者（潘桂棠等2009）认为古亚洲洋仅限于塔里木陆块以北，以南包括秦祁昆造山系在内，属特提斯范围并将特提斯洋的演化推至早古生代。但笔者认为秦祁昆造山系是围绕塔里木陆块区南缘的增生造山系，是古亚洲构造域与特提斯构造域的过渡带，具有两者的共同特征。

（5）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早古生代古亚洲洋发育至初始碰撞结束（542～416Ma）。部分地区可在晚元古代末期就开始出现洋盆。

Liegeois（1998）将大陆碰撞过程划分为初始主碰撞（Initial major impact）和后碰撞（Post-Collision）两个阶段、并指出，后碰撞是指发生在两个或多个大陆板块的初始主碰撞之后，但仍然和碰撞有关的一个造山作用演化阶段。当汇聚的大陆板块完全焊接一起，开始围绕一个统一的旋转轴运动时，就进入了板内构造体制，标志着后碰撞阶段的结束。

徐新等（2005）认为古亚洲洋的闭合、亚洲大陆的聚合碰撞是一个长期的演化过程。将初始碰撞与主碰撞分开作为两个独立的阶段与后碰撞一起划分为三个阶段更加符合新疆实际。笔者认为每一个大的构造演化阶段（大洋的启开与封闭）都有主碰撞与后碰撞之分。

初始碰撞，是古亚洲洋的主要闭合期，它发生在奥陶纪—志留纪。大致相当于“阿尔泰运动”此运动在阿尔泰、准噶尔、中天山南北缘都有强烈的反映，其结果使西伯利亚大陆扩展到北准噶尔，“图瓦贝生物群落”已分布到克拉麦里断裂以南：中天山北缘含大量笔石的下志留统砂板岩不整合覆于奥陶纪细碧角斑岩建造之上；东准噶尔多处见到上志留统或下泥盆统不整合覆于早古生代花岗闪长岩或奥陶纪蛇绿岩之上，在博罗科努地区普遍缺失下泥盆统、中泥盆统不整合或超覆于奥陶系或上志留统之上，被称为博罗科努运动，巴尔喀什一带，志留系由下而上：兰多维列统（S1），下部杂色砂岩、粉砂岩，底部见凝灰砂岩、层凝灰岩厚350m；上部杂色粉砂岩、砂岩含钙质结核厚450m；温洛克统（S2），下部深红色细碎屑岩、含钙质结核厚60～100m；中部杂色粉砂岩、砂岩厚200m；上部碎屑岩、细砾岩厚500～600m；罗德洛统上部—普里道利统（S3-4），托克拉乌组，粉砂岩、砂岩、火山质砂岩、细砾岩、层凝灰岩厚800m；在希捷尔—滨成吉思带，兰多维利统（S1）以上层位多被剥蚀。兰多维利统（S1）以红色、灰绿色、碎屑岩为主，夹瘤状灰岩透镜体。在莫因特—南准噶尔带志留系与下伏地层多不整合，在莫因特地块志留系只保留了温洛克统（S2）以下层位，其上多被剥蚀。

成吉思-塔尔巴哈台带志留系与下伏地层多不整合接触，其下部以陆源碎屑岩为主夹灰岩，上部为安山—玄武玢岩、凝灰岩夹红色砂岩厚3000～4000m，其上的罗德洛统—普利道克统（S3-4）缺失。

在阿尔泰地区，志留系以绿片岩相变质岩为主，上部夹凝灰岩及中-酸性熔岩。在新疆西准噶尔，下志留统恰尔尕也组（S1g）为紫红色、浅灰色凝灰质粉砂岩、细砂岩含Monogroptus sedgewiceii等笔石化石夹砂砾岩。其中分离出下伏地层中的蓝闪石矿物碎屑，同时区内缺失上奥陶统，说明该洋盆曾一度封闭并遭受剥蚀。在和布克赛尔地区晚奥陶世地层为滑塌沉积加磨拉石建造，在洪古勒愣中志留统火山复理石建造不整合于中奥陶统之上并在其底部发现下伏地层的灰岩及蛇绿岩砾石。在吉尔吉斯的塔拉斯-松凯利湖缝合带、代表北天山洋的存在，其时限为文德-早奥陶世，该带出露有早寒武世洋壳建造（超镁铁质岩、辉长辉绿岩、镁铁质火山岩、斜长花岗岩等），以北出露有中寒武世-早奥陶世弧火山岩，中奥陶世酸性火山岩等构成岛弧型建造组合，到了中-晚奥陶世普遍出现碰撞造山期磨拉石建造及晚奥陶世碰撞型花岗岩，如晚奥陶世的斑状花岗岩-花岗闪长岩（苏莎梅尔杂岩）或晚奥陶世—早志留世的片麻状、斑状花岗闪长岩、英闪岩（伊尔德克组合）及花岗闪长岩、花岗岩常呈斑状和片麻状、石英质闪长岩（塔巴雷克杂岩Ⅱ）、斑状花岗岩、花岗闪长岩（塔巴雷克杂岩Ⅲ）等（据邓晋福等研究，同碰撞岩浆岩的时代，可以比板块聚合碰撞的时代约晚20～40Ma）。早志留世出现淡色花岗岩、白岗岩、碱性花岗岩（吉纳拉奇杂岩）属后碰撞岩浆杂岩（在Peace的Rb-Y-Nb-Ta图解中位于同碰撞区，但邓晋福等研究认为这种碱性花岗岩应属后碰撞期产物）。因此，从全局看，志留纪时总体上具有类似前陆复理石盆地性质的沉积特征，有的还具有下细上粗的双幕式建造。反映了早古生代大陆的形成。并成为新生的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块的大陆区，在其南北两侧（现在位置）分别有南天山洋及查尔斯克-斋桑-额尔齐斯洋，与塔里木、西伯利亚相隔。形成了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准噶尔、塔里木三大板块在中亚和新疆北部并立的局面。早古生代统一大陆的形成，笔者认为这就是研究区古亚洲洋早古生代的主碰撞期，之后的上叠构造属后碰撞期产物。

（6）泥盆纪—早石炭世维宪期：是晚古生代古亚洲洋最后消亡的主碰撞阶段（416～326Ma）。这一阶段是洋壳的最终消失和蛇绿岩套最晚就位的时期，并通常伴有透入性区域变形变质作用及具片麻状同碰撞花岗岩的侵位和广泛的区域性隆起，构成了一套代表晚古生代主碰撞期的构造—建造组合（属晚古生代洋盆消亡的主碰撞期）。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古亚洲洋的南天山洋、查尔斯克-斋桑-额尔齐斯洋最后消亡，是中亚和新疆北部地区的三大板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准噶尔、塔里木）完成最终的聚合碰撞、洋盆全面闭合。韩宝福等对南天山的研究发现，在区域上380～350Ma时期发生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构造变形事件，其影响范围涉及各构造单元。在花岗岩、榴辉岩、蓝片岩、基性火山岩中出现大规模的韧性剪切带，导致糜棱岩形成，在变质变形中产生的新矿物和受变质影响较大的矿物，其40Ar/39Ar年龄都集中在这一时段。

根据牙形石、放射虫所确定的新疆北部最晚的蛇绿岩套为晚泥盆世—早石炭世（南、北天山）其上为维宪期（南明水组）或晚石炭世早期（奇尔吉斯套组）所不整合覆盖或被未变质的316Ma的花岗岩所穿插；中亚和新疆北部地区，D3—C1多为连续的火山岩系，其上被维宪期地层所不整合；在那拉提山和东准噶尔穹河坝一带可见到晚古生代主碰撞期钙碱性花岗岩穿破杜内期地层而被维宪期地层所覆。

这一运动曾被称为萨乌尔运动（西尼村，1954），新疆曾称为伊犁“运动”黄汲请等称为“天山运动”主幕，在天山地区发生于早石炭世早期（杜内期）与中、晚维宪期之间。

（7）后碰撞阶段：早石炭世维宪期—二叠纪早、中期（345～260Ma）。此阶段是初步统一的新陆壳由碰撞挤压向后碰撞伸展转化的时期。它以“运动”主幕为划分主碰撞期与后碰撞期的主要标志。

早石炭世维宪期是新疆北部陆表海发育最广的时期，也是后碰撞阶段开始的象征。这一阶段是新陆壳深部壳幔物质转换最强烈、最频繁的时期，是整个造山阶段岩浆活动最激烈的时期之一，是新陆壳逐步成熟的克拉通化时期。何国琦等（2002）将大陆岩石圈从活动转变到稳定过程称为“克拉通化”阶段，也就是后碰撞阶段，它以强烈的壳幔深部作用和大规模伸展过程为特点。表现为广泛的地壳裂陷、板内碱性岩浆活动、幔源岩浆上侵、大型剪切带的形成及大规模金属成矿作用的产生等（徐新等，2005）。如火山-沉积型铁（铜）矿、斑岩型铜（钼）矿、岩浆型铜镍矿、韧性剪切带型金矿及与碱性岩浆活动有关的稀有、稀土矿等

（8）新陆壳固结期：二叠纪中、晚期（260～251Ma）大致为新陆壳已固结时期，它以后碰撞阶段大规模岩浆活动的结束及小型碱性岩浆活动为特征，标志新陆壳的基本固结并进入陆内盆山构造演化阶段。但也有人认为后碰撞阶段可一直延续到三叠纪，但这时期的岩浆活动可能与南部（现在位置）特提斯洋活动的远程效应有关。

在讨论苗疆土司与苗族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弄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那就是“苗疆土司”和“苗族土司”。简言之，凡苗族聚居区的土司均为“苗疆土司”，在这些土司中，由苗族充任的土司称为“苗族土司”。苗疆土司的外延，与苗疆的地域相重合；本文所说的苗疆，即苗族东部方言区，也就是史籍所称的红苗生息地。这块苗疆的地域如何？请看诸种史籍皆相同的记载：“红苗原出铜仁府，其族甚繁。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阳、东南至五寨司、经线三百里，纬线一百二十里，周千一百二十里，皆其族所居之所。”

按现在的地图计算，这块苗族聚居区的经线为360华里，纬线240华里，周围1200华里，面积21600平方公里，内含铜仁、松桃、秀山、酉阳、沅陵、泸溪、吉首、古丈、花垣、保靖、凤凰、麻阳等12个县市。除此之外，永顺、龙山、桑 植、大庸、以及鄂西边缘县份，尚有红苗寨落。

这块在历史上定格的苗疆，其地域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明朝开国之后就着力于对苗族的镇抚，但37年后酉阳的生苗才开始归附。《明史》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指挥丁能、杜福抚谕亚坚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户，各遣子入朝，命隶酉阳宣抚司。”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官方镌刻的《移建安化县碑记》仍称“黔之东铜思所属有梵净山，高耸数千仞，绵延数百里，向为苗人所居。”

在这块土地上，统辖苗众的中小土司多由苗人充当，而担承治理责任的大土司，则多由汉人担任。民国二十年（1931年）编撰的《沅陵县志》，依旧沿引史籍的记载来陈述这种史实。该志有曰：“蛮部（指苗族）各有酋长，其酋皆各相雄长，不能统一。汉人之才智狡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结合诸酋，使之承奉其号令。溪州之氏，盖汉人而为群蛮之所推尊者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对这种史实有了新的说法。潘光旦教授在他的洋洋十余万言的专题报告中讲：“‘土司’不是一般的土官，而是‘土家人’所担任的‘土官’”改变了土司的内涵以后，对于它的构成成分，潘说：“元代以来，湘西的土司是一般的、十有八九的，由‘土家人’充当的”。尽管还有点闪烁其词，可他最后还是勇敢地过渡到预定的结论上，那就是：“元、明、清三代实行所谓‘土司’制度，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为止，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对当地的苗族，代表中原统治者经常‘约束’，随时镇压。”

历史果真如此吗？

历史上，汉族大土司对苗族没有起到“约束”和镇压作用。那位创导修筑长城来防御苗族的蔡复一，在公文中曾经强调过这种事实。

蔡氏字敬夫，福建同安人，万历进士，几次升迁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抚贵州，后总督贵州、云南、湖北军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蔡任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带管辰沅兵备道，驻节沅州（今芷江县）。他在《边防条又议》“责担承”那段中写道：“永顺（土司）约束镇苗，保靖（土司）约束竿苗，每岁俱有担承认结到部，苗哨原设有抚苗防守舍巴头目，月食禀粮……今则担承毫无实效，认结只属虚文。就中草苗猖獗尤甚，历数冬春二季入犯，十（之）三镇苗，而十（之）七竿苗也。”不仅“受国恩世有爵土的”永顺、保靖两宣慰司奈何不得镇竿生苗，就连专事屯戍的营哨兵也如同虚设。明代官员马协在同类的公文中写道：“（哨官）不为自强之计，甘为媚苗之术。”“……真所谓畏苗如虎，自视如鼠也。”

这种情况到了清朝依然没有甚么改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广总督郭（左王右秀）在反映苗疆情势与防务的奏章中写道：“历任督抚提镇诸臣，止议永顺、保靖二土司分寨抚管，土司相距颇遥，且兵未经制，止可偶供征用，未便其永远抚管。”十年后，湖南巡抚赵申乔在《题六里苗民归镇溪所乾州同知抚管疏》中指出，土司的担承“毫无实济”。该疏曰：“镇竿有镇苗、竿苗之分，镇苗向系镇溪所管抚，竿苗即红苗，向系竿子坪长官司抚管。前明以镇苗令永顺司担承，竿苗令保靖司担承，苗乃叛服无常，二土司有担承之名，毫无实济”。就是这道奏疏，取消了永保两土司担承“约束”苗族的虚名，改土归流。

为何汉族土司无法约束苗民？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苗族的社会结构与其他民族不同。苗族是个崇尚自由、强调自我意识的民族，它的尊卑全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无精神方面的因素，所以其社会管理框架属多系统的不稳定型结构，由于不是稳固的宝塔形模式，使异族统治者无法提纲挚领。关于这点，史籍中有许多记载。明代曾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在《黔记·诸夷》中写道：“诸苗夷有囤峒而无城廓，有头目而无君长。”清代凤凰敬修书院山长孙均铨在《苗蛮辨》中写道：“蛮犹有上下之分，苗则无所统纪。”关于苗族社会的特点，《永绥厅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生苗各分寨落……有部落无酋长，其俗不以人命为重，寨中有父子兄弟数人数十人，强梁健斗或能见官讲客话者，则寨中畏之，共推为寨长；如寨中再有一人一户，则又各自为党。或一寨一长或一寨数长，皆以盛衰强弱迭更易，不如他部之有酋长世受统辖也。”

二是苗族的生存环境，外族难以适应。溆浦人严如煜，嘉庆元年（1796年）征举孝廉方正，廷试第一，以知县试用陕西，后随军到湘西镇压苗民起义，著有《苗防备览》、《苗疆风俗考》等多种关于苗族的文献。他在《总论苗境事宜务为筑堡议》中写道：“……又溪涧之水，夫马既多，腥秽不可入口。其泉水稍清洌者，俱为岩浆，极寒，败人脾胃，兵役饮之，水土不服，多生疟痢二疾，或痨黄肿，四肢无力，地势使之然也。”

三是苗人的战术斗技，精于他族，难以制服。对此，严如煜在他那篇《议》中写道：“他省近边夷人，以弓弩为武器，易为遮御。苗人本寨好打冤家。苗人五六岁即习鸟枪，种山赶场，寸步不离。”严氏还说苗地向产土磺、洞硝，苗人配制火药的技术“精于内地”，“放火器非诸夷所能及。”关于苗人的战术，严氏写道：“我军施放火炮，彼则挖坎伏避；即不能避，而三五分队，中毙者亦少。”为让官军高度重视苗人的战术，《苗防杂识》在印证了严氏的记述后写道：“（苗）遇敌必先择土坎岩窠，伏身暗中，放枪后，即从莽草中退十余步潜避他所，以防反击。”它的结论是“苗人火枪最难提防。”

严如煜在《议》中还写道：“苗人所居之险，猱崖猿壁，非人迹所能到。外间劲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动，安能与之追蹑？”而苗人在这种险竣的山地又表现如何呢？请看《乾州厅志》的记载：“而苗人走崖谷往来如猱，或明东暗西，堤防少疏，一营有事，数营震动矣。”

古代苗族社会的各种条件决定，大土司以下的中小土司大部分得由苗族来充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对苗族起到一定的统辖和约束作用。至于“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的说法，只是潘光旦教授个人的认定，并非历史的真象。但是，这种说法却被少数学者当成科学论断，将人导入误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主要是“五姓真苗说”的影响，以及图解民族压迫的结果。

“五姓真苗说”人为地缩小了苗族的范畴，使我们把一些苗族土司作为异族。此说先见于孙均铨的《苗蛮辨》，其中有曰：“其时蛮中大姓则有彭氏、舒氏、向氏、冉氏、田氏，各有分土，中环五种土酋，有石、陇、吴、麻等姓，今苗姓有此，疑即是苗。”到了嘉庆年间，严如煜在《平苗议》中写道：“统计三种苗，惟吴、龙、石、麻、廖五姓为真苗，其欧阳、彭、洪等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遂成族类。”这就把五种土酋为苗的说法深化为“五姓为真苗”，即五姓真苗说。此说被后人承袭，谬误留传后世。其实苗族自己就有削、没（芈）、边（卞）、管、卡、来（莱）、刊等七大苗姓，他们使用的汉姓不计其数，若按多少来决定大小的话，那彭、向、田也是苗族中的大姓。关于这些情况，笔者曾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作了比较详细和阐述（见《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按照现代的观点，为了体现民族压迫，苗疆土司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把它们都视为异族是不会引起非议的。也就是说，至少苗族学者不会去关注这种界定是否客观。另一方面，由于“土司”与“土家”早先就被潘光旦混为一谈，于是那种界定又容易被人渲染，这样，就弄得苗疆土司中似乎不存在苗族土司了。

为了矫正视听，我们还是来正视一下史实。先谈几个没有争议之处的苗族土司。

吴毕朗，明宣德年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宣德五年（1430年）率苗众造反。

廖彪，明永乐三年（1405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曾与其他苗族土司一起遣子入朝进贡。

杨二，明洪武初年的“卢溪苗长”。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卢溪县的辖区很宽，包括如今的泸溪、花垣、吉首三县市，以及古丈、凤凰的部分地区，那时，朝廷企图对该县的苗民实施籍户口、派赋税的统治措施，引起苗民的反抗。为了平息苗疆的骚乱，“卢溪县主簿孙应龙入峒招渝，领苗长杨二赴奏，准轻赋，始割上五都蛮民分为十里，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隶辰州卫。”关于此事，《明史》、《湖南通志》，以及湘西的多种地方史志均有记载。杨二进京面圣的结果是：要苗民缴纳的一万一千石粮食减去一万石，对卢溪苗民分而治之，割124寨为十里，为清康熙年间永绥厅（上六里今花垣县）、乾州厅（下四里，今吉首市）的问世铸定雏形。镇抚十里苗民的镇溪军民千户所建置后，杨二和其他“苗之渠首”被任命为百夫长，以约束苗民。

至于田姓土司中是否有苗族土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关于首任田姓土司田儒铭的族属，笔者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已举证说明他是苗族，此处不再重复。为证实那种说明并非妄断，下面以《湖南通志》和乾州、凤凰、芷江三厅县的志书记载，再铺陈两位田姓土司的情况，从中亦可见苗族土司的特征——叛服无常。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都指挥邵鉴诬诌竿子坪乌牌寨（属今凤凰县）苗人陇老恰、陇党叟，称其替川黔叛苗窝脏。于是镇竿守备陈表令土司田兴爵诱出二苗，解辰沅备道府衙（今芷江）监候。十八年（1539年），陇母叟因其父陇老恰屈死狱中，遂率苗众造反，守备陈表被弹劾离职。第二年，雅酉寨（属今花垣县）苗头陇求儿，乘势邀集川黔苗众造反。是年，田兴爵与镇溪土指挥田应朝，统领所部土兵，随大队军官到暴木营（凤凰县禾库镇吉寅村）参予剿抚造反苗民。史籍所称之“土兵”，实为凤凰、吉首、花垣三地的苗兵。由于二田的作用，官军得以利用廖羊保等苗族头人四处招谕，用“抚”的办法使战役尽快结束。这时，田兴爵、田应朝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发挥土司的职能，以苗剿苗。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田兴爵因开罪官府被关押在辰州（今沅陵县）狱中，后经一些苗人暗中贿赂官吏将其救出，藏于生苗腹地腊尔山。第二年，田兴爵便率领苗众称兵反叛。田是一条无情无义的色狼，他仗势到处奸*妇女，并恩将仇报，虐待营救自己出狱的苗人。这家伙，有一次到土官隆歹家，因“呼其妇不至”，便把土官为求子而用来祭祖的猪杀了。后来，因为满足色欲，强夺阿留弟媳，“负以牛，将入山”。这时，土官隆歹率领被虐之苗众一齐杀来，田见寡不敌众，“乃挟刀且战且走”。从田兴爵在腊尔山苗寨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这位土司是通苗语、谙苗情的，否则，就不会有“呼其妇不至”的情节，也不敢独自用牛驮上美妇人入山享乐，尤其是他敢于“且战且走”，独自在生苗腹地闯荡。就是到了四五十年代，整连整排荷枪实弹的军队，若没有苗族作向导，也是不敢闯进腊尔山的

就在田兴爵狼奔鼠窜的时候，平头（属今松桃县）长官司土官携带印信与“所部诸苗逃奔蜡尔”。原因是苗族群众拖欠赋税，并在铜仁知府督催缴纳时逃亡他乡，于是知府责成土司偿还，土司也只得一走了之。当平头土司与所率之苗同田兴爵相遇后，便联合称兵造反，“围麻阳县，执知县，官军讨之不能克”（见《乾州厅志》，上同）。这时，田兴爵又完全背叛了朝廷。

就在田兴爵称兵造反时，田应朝仍然在为朝廷效力，在副将都御史万镗的统率下，参予剿抚“湖广蜡尔山蛮叛”（见《明史》）。万镗采纳了田应朝的计策，软硬兼施，对苗族首领晓以厉害，诱以利禄，后来如《湖南通志》所载：“镇溪土司田应朝等，招出（陇）求儿等五十余人。”余下苗众，被官军各个击破，苗疆得到短时期的安静。

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各种史料一方面承认田应朝的能量，一方面又说他“狡黠多诈”。确实如此，作为异族，田应朝没有孝忠皇上的意识，顺从只是表面的，那只是为了谋求切身利益，反叛的本质，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显现。对于异族土司，他毫无感情可言，暗中制造矛盾，挑唆是非，让永顺、保靖两土司相互仇杀，自己坐山观虎斗，并从中两面讨好，两面收受贿赂。除此之外，他还暗中勾结和支持田兴爵与平头土司称兵造反。此次苗叛平息后，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又如法炮制，阴结贵州苗酋龙许保等为乱。田应朝知道自己只是朝廷的一只猫，如果老鼠不闹事，猫便会丧失原有的地位。这家伙“战则庇贼冒功，抚则反复要重资”（见《乾州厅志》），使平苗之役久而不克，给官府施加压力。

嘉靖三十年（1551年），龙许保、吴黑苗再次统率湘黔苗民造反，攻陷思州府。掠执知县李允简等官员。苗民此次起兵反抗，得到了酉阳冉姓土司的暗中支持。这时，田应朝反叛朝廷，率部合酉阳土司兵在平茶一带多次阻挠官军。奉旨征苗的都御史张岳，多次派人召田应朝罢兵来见，田不听从。后来张岳侦知田之叔田勉，饶勇悍桀，常被应朝恃为后盾，便设计将其捕来乱棍打死。此时田应朝有些畏惧，派人向张岳表示改过自新，张许其以功赎罪，但田又变卦不出山，张岳便削掉他的土指挥职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官军的围剿下，田应朝感到形势窘迫难以维持，便到永顺宣慰司见张岳表示归顺。张岳先以军棍仗之以示惩罚，再令其随同官军征苗，后来还是把他杀掉，悬首于市，以惩戒其他苗酋。

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由汉族充当的苗疆大土司，对苗族的直接影响力不大他们只负一个“承担”和“约束”苗民的虚名，只是在朝廷调集官军镇压苗民反抗时，率部随军进剿，依靠由苗人充当的中小土司，发挥前锋作用。由苗人充任的中小土司，能对苗族起到直接作用，而他们又具有时顺时叛的两面性。在顺从朝廷协同镇压造反苗民时，他们因熟悉地形，了解战术，通晓语言，总是作打头阵的尖兵，但是，他们往往都是用献策招抚苗族首领的办法来结束战事。这样，官军可尽快撤离，苗族也能保存实力，因此每次战后的安定都只是短暂的。从总体上看苗疆一直动荡不安，于是土司也就才能乱中取势，直到改土归流。苗族土司一旦反叛朝廷，结局都是削职杀头，所以史籍中出现的中小苗族土司，能世袭其职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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