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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李大钊,一下子想到的大概就是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 *** 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编过《新青年》,创办过《每周评论》,俄国「 ”十月革命”后他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积极领导和推动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 *** 组织,所谓「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且也知道,李大钊于1927年奉系军阀逮捕,最终英勇就义,时年38岁。这是属于革命者的李大钊,也是李大钊留给今天的中国人最主要的印象。 那么,李大钊作为学者的一面,中国人又记得多少呢?比如,作为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史学理论著作之一,李大钊所写的《史学要论》一书,其重要意义就在于,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第一部将历史唯物主义与具体的史学研究相结合的一部重要史学理论著作。书中较为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等问题,认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其产物的文化;「 ”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变革的学问。就价值而言,《史学要论》这本书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指明了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民国时有所谓「 ”史学四大家”之说,即是指吕思勉、钱穆、陈寅恪、陈垣四人;但这四人的史学观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体上沿袭的是当时所谓「 ”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提倡窄而深的专门研究,「 ”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中国传统治史精神。而李大钊第一次鲜明地对「 ”历史”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他认为,「 ”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 ”就是社会的变革”,「 ”历史是有生命的”,而不能等同于「 ”二十四史”以及《资治通鉴》等等「 ”这些卷轶、册案、图表、典籍”——那些只是「 ”活的历史的一部分缩影,而不是这活的历史的本体”。所以,白寿彝曾经评价说,李大钊「 ”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上,「 ”是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 所以,在认识李大钊作为革命者一面的时候,也不应该忘记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的学者身份。在李大钊之前,还没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历史、研究历史。而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一书,第一次科学、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学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史学的性质与任务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 ”引路人”与「 ”奠基者”。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史学要论》的价值,确实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但在当时,这些观点无疑都具有石破天惊的惊人效果,而且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李大钊和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所走过的道路,确实也相当不容易。
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途径
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李守常)。
《史学要论》是他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理论的成果,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论。他阐述什么是历史和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历史学的科学地位、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以及历史学研究的任务等问题,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批判地主资产阶级旧史学,并倡导史学革命,提出要以唯物史观“改作”、“重作”全部历史。
李大钊致力于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开辟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多种途径。
通过大众传媒进行传播。李大钊非常重视大众传媒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比如,1919年5月,为纪念马克思诞生101周年,他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刊载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等文章。再如,他将自己负责编辑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编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一组介绍“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生平”和“马克思学说”的文章。当时,《新青年》大量刊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引起一些非议,几乎导致《新青年》编辑部的分裂和《新青年》的停刊。经过斗争和努力,《新青年》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并促使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运动。通过大学课堂和公开演讲进行传播。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学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第一人,培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1920年开始,他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五所大学讲授“唯物史观”等课程;1923—1924年,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史学思想史》等课程;1917—1926年,他在各地至少发表了45次演讲,其中约有40次是直接或间接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其著名演讲有《庶民的胜利》、《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史学与哲学》、《社会主义释疑》等。
通过社会团体进行传播。李大钊领导或指导建立了一批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社团,如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等。同时,他还指导大批社团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活动。比如,指导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进行“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大辩论。1920年8月,李大钊指导周恩来等组织成立的觉悟社发起和邀请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社团代表在陶然亭召开座谈会,并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亲自参加,探讨联合进步团体改造中国的问题。这次会议对于促进各进步社团联合起来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促进***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公开论战进行传播。李大钊积极参与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论战,其中有两次论战较为著名。一次是围绕“问题与主义” 这一主题他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与胡适等进行论战,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另一次是就社会主义问题与梁启超、张东荪等展开论战,他批驳梁启超、张东荪等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言论。通过公开论战,李大钊表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通过深入实践进行传播。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一直提倡知识青年要积极地“到民间去”、“到农村去”,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实际,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又号召***员和进步青年深入厂矿、农村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农民起来参加革命斗争。从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越来越深入,并且不断地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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