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最早出现在哪个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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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商业资本开始的时间很早。先秦时代晋南一带就有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时，榆次、安邑就已成为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唐朝定太原为北京，使太原城成为商业繁华的有名城市，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山西商人还没有一定组织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中坚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战马大多数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辽也急需要宋的手工业制造品。据历史文献记载，宋朝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绢2000多匹在山西岢岚买马，又出绢 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买马，非官方的民间贸易更是频繁。《马可?波罗游记》中写着：“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从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明代全国较大的商业城市有33个，山西就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三处。这时，山西商人的资本积累已相当可观： “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进入了东北地区，1618年努尔哈赤占领抚顺时，对在抚顺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写了“七大恨”，命令他们退回山海关内，可见当时山西商人已经和后金进行着贸易活动。清兵入关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从此，东北的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就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晋商的经商之道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

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

"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

"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

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

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

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

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

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

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

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

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

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

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

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

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后金政权与晋商的关系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

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

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

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 *** 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

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 *** 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

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

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

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

当然，清 *** 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

清 *** 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 *** 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清代晋商的发展及衰落

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

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

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

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 *** 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

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

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

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

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

“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

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

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

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

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 *** 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

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 *** ，为封建 *** 服务而兴盛。

但当封建 *** 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

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

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

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

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

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

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

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史说晋商经典散文

明清晋商资本的运转方式，是与封建地主制经济结构完全协调的，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一个环节，是为封建地主制经济服务的。

明清山西商人“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他们用货币——商品—一货币的活动方式，以交换为手段，将其触角所及的人和物，统统装到商品经济的车子上来，推动他们在传统的经济模式下不断前进。

山西商人集团及其资本，本来就是应地主制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运转的需要而产生的，它在这个链条的运动中起着推动和润滑的作用”，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这个集团及其资本越是巨大，其地主制经济的属性，或者说其封建性，就越明显。”

扩展资料：

驼帮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主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

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遗址在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船帮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中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

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

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要靠现银支付。

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时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

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

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京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

雷履泰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

百度百科-晋商

人民网-人民日报人民要论：发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中国商业，始于晋商。山西商人，源于盐商。运城盐池以产潞盐驰名，又被称为“中国死海”，与中亚咸海（乌兹别克和哈萨克共有）、美国奥格丁盐湖齐名，为世界三大盐湖。盐是生活必需品，也是构造文明的基石。尧都平阳、舜都蒲板、禹都安邑，夏朝和商朝也都以山西南部、河南北中部为统治中心，绝非偶然，与依存运城盐池有必然关系。据考证，商贾的“贾”就出于“卤”，而“卤”即指山西解州的盐池。所以，一般认为中国最古老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山西票号独步天下后，谤言四起。如辛亥革命时期，山西票号起源曾有“李自成遗金（宝藏）说”，谓由傅山、顾炎武创制。此说《明史》中有佐证，金庸武侠小说《雪山飞狐》即依此敷演。历史证明是无稽之谈，但可见晋商影响之大。

晋文公“通商，宽农，利器”，春秋五霸中称霸最久（达200年）。其时，山西商人已有名气，如《国语》中称“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越臣计然为晋国亡公子之后，史称“范蠡（经商）之师”。此后，“陶(地名)朱公（化名）”遂为财富象征，“陶朱术”亦成中国商业代名词。白圭最先在魏国做官，为“天下言治生者祖”，也与三晋有渊源。战国猗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盐商，被尊为中国商人祖先。他贩盐畜牧（后有晋南大黄牛），兴修水利、修路补桥，著《箴言集》教诲百姓，名重一时。汉高祖时（公元前207年）即以其名“猗氏”置县，至今未改（现临猗由临晋和猗氏合并而成）。该县王寮村猗顿陵墓（古猗顿氏冢）为省级重点文物，并有陶朱公庙。榆次、安邑为有名商业集镇。

汉代马邑大商人聂壹（或作班壹）兼皇家间谍，由汉武帝亲自指派，以经商名义往来匈奴，为之后的大规模征伐进行军事侦查。《三国志·魏志·张辽传》谓“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也。本聂壹之后，以避怨变姓。”莫含，西晋时雁门繁峙(今应县)人，官至左将军、关中侯，对北魏初期政治建设有重要建树。其祖辈在雁门关内外经商，家财万贯。他经常往来于代北鲜卑穆帝拓跋猗卢与并州刺吏刘琨之间，为维护两地间和平与安定作出积极贡献。故宅在桑干河南岸，世称莫回城，约在今应县三门城一带。秦汉时，太原、平遥、汾阳、平陆、洪洞等为重要商品集散市场。李世民父子起事反隋时，很多军费由文水木材商武士镬负担。当然武的出名是因为女儿武则天。唐定太原为北京，使之成为商业繁华的大城市，杜甫曾“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韩愈形容当时的太原是“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隋唐五代又出现大同、太谷、平定、晋城等新兴商业城镇。

宋代，山西商人已发迹、崛起，成为当时中国商业中坚力量。（也有人认为徽商始于南宋，此时亦有贡献。）河东设盐运使衙门，遂改名“运城”，涌现一批拥财千万的'盐商。岢岚等地供应大批骏马。民谚“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其商业街市宛如《清明上河图》。山西是蒙元统治中心地区，较其它地区经济繁荣、人口昌盛，俨然世外桃源。从元大都（今北京）到钦察汗国首都萨莱（在今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有驿路直达。完备的驿站，扩大了商业活动地域。《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运城盐商还设子弟学校进行职业教育。

明代，大同府天城卫（今天镇县）薛氏三兄弟，仲兄薛纶任陕西按察司副使，辞官经商；其弟薛缨是两淮大盐商。薛家在大同和扬州两地都有家产。代县人杨继美是两淮盐商中著名富商，担任国子监祭酒（商界领袖）。一人欠其巨债难还，欲以家业相抵，而杨将债券当面撕掉，旧债一笔勾销。全国33个较大商业城市中山西有太原、平阳、蒲州（永济）3处。明代晋、徽、三大商帮中晋商为首。

清初“八大家皇商”（皇帝钦赐）都是晋商。清中叶晋商已在全国独占鳌头。时有民谚“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中国第一商号”日升昌汇兑银子最多时高达1亿多两，皇帝授予其“汇通天下”匾，其无形资产价值不会低于8亿两白银。清朝最有名的晋商世家是：榆次常、许、聂家，太谷曹家，祁县乔、渠家，平遥李家，介休的侯、冀、范家，临汾亢家，万荣潘家，阳城杨家，蒲州张、王家，浑源常家等。“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大盐商临汾亢家是三晋首富，光绪年间已达数千万资产。清代晋商将山西经济推向了一个辉煌的历史高度。

晋商称雄历程，树有五座丰碑：驼帮、船帮、票号、大院和“茶叶之路”。

祁太帮史、张、王在右玉县杀虎口开吉盛堂商号，康熙末年改名为大盛魁，下辖千余家分号，现代学者认为其总资产至少是清道光年间国库储备的两三倍。大盛魁是晋商中唯一不带家族色彩的大集团。极盛时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两万峰，仅长城和乌里雅苏台（最初总号，后迁归化）之间商路每年即有1500峰往来。故民间素有“南有胡雪岩（徽商），北有大盛魁（晋商）”之说。18世纪时国内有洋船十五艘左右，山西介休皇商范氏就拥有六、七艘，往返于长江口和日本长崎之间，垄断从日本进口铜的贸易七、八十年。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南钱庄、北票号，融为一条中国早期银行业的历史脉络。上海钱庄在江南最具代表性，而“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被公认为“中国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平遥、太谷、祁县“金三角”使晋商走上历史颠峰。中国传统民居，向有“北在山西，南在皖南”之说。山西大院主要分布在太谷、平遥、祁县、榆次、灵石、介休、大同、浑源、保德、阳泉、沁水、阳城、临汾、襄汾等地，如介休张原村的范家大院号称“小金銮殿”。“祁县域内类似乔家大院的大院式民居至今尚有四十余家。其中有些大院的建筑规模、工艺精细度都与乔家大院相颉颃甚而多出其右。可惜的是，由于无力修缮或不注意保护，大多数已经日渐破败，濒危临绝了。”（1997：《晋商大院文化》）而山西商人所到之处留下来的会馆，情况就好多了，“物以希为贵”，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始有东起今西安、西至里海和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云南、四川横断山区至西藏、缅甸、印度、尼泊尔崇山峻岭之间也有一条著名交通驿道——“茶马古道”，西汉具雏形，宋、元、明、清历代得以强化。晋商北走边疆，东渡东瀛，南达南洋，开辟出一条起自福建、江南，以山西、河北为枢纽，贯穿蒙古，深入西伯利亚、彼得堡、莫斯科的国际商路——中俄茶叶贸易之路。这条由晋商开拓的从福建至欧洲腹地的万里“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陆上、海上）”和“茶马古道”，大致涵盖了古代中国商人北、中、南“密如蛛网”的经营轨迹。

元明两代，山西“潞绸”是与“杭缎”相媲美的著名品牌。“沁水县南阳是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之一”已基本成为史界定论。近年山西出土了公元4至7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的金币，虽不能据此认定隋唐时期已有山西商人到过伊朗，然而历史上山西商人与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却毋庸置疑.晋商的“茶叶之路”在南线一带和丝绸之路完全吻合，北线指出张家口到包头、乌兰巴托，往西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直到西伯利亚、莫斯科。万里茶路也被称作“（北方）茶马之路”，南来“粮酒布茶”，北来“牛羊驼马”，故称。“茶叶之路”和“丝绸之路”并称，享誉世界，而“茶马古道”相比则要逊色不少。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晋商的兴起，自尧舜时期就已经发芽，是因为山西拥有运城盐池这一天然资源，就像如今山西人拥有煤炭资源一样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元末明初，山西这个地方的自然环境开始变得地不养人；长期处于“皇权”周边的地理位置，使得山西人媚事威权，外向开拓、内敛懦弱的性格；学而不能优，人穷，又无胆“揭竿而起”，但还是要生活下去的，怎么办？做生意，贩盐！明朝政府为保障边境供给实行的政策，在一瞬间终于把晋商推上了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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