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应遴言拨乱之策(关于曾应遴言拨乱之策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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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家史

侯家先世是“戍籍”。所谓“戍籍”即是有罪充军至某地所记的户籍，被视为贱民之一，至方域的祖父始贵。

侯方域的祖父侯执蒲，两榜出身，官至太常寺正卿。太常寺司职祭典。天启年间，魏忠贤想代明熹宗行南郊祀天大典，侯执蒲事先得知消息，在魏忠贤不曾矫诏宣布此事以前，上了一道奏疏，说天坛常有“宫奴阉竖，连行结队，走马射弹，狂游嬉戏”，以为“刑余不宜近至尊，而况天神飨祀之地？请下所司论治”。这是指着和尚骂秃，魏忠贤大怒。侯执蒲见机，辞官而归。在朝时，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当吏部左侍郎，与东林巨头高攀龙、赵南星，并负天下重望，对侯执蒲颇有照应。所以侯陈两家，算起来是三代四辈的交情。

侯执蒲有子五人，长子即是侯方域的父亲侯恂，以进士为言官。天启四年阉党大攻东林时落职而归。崇祯元年复起，由广西道御史转太仆寺少卿，擢兵部右侍郎，为时不过两年。崇祯三年出驻昌平，称为“督治侍郎”。其时正当前一年冬天，清兵入关，直薄京城，以及袁崇焕被杀，祖大寿兵变之后，各路勤王之师云集近畿达二十余万之多。负守关全责的是明末第一流人物孙承宗，但道路阻隔，指挥不灵。所以侯恂守昌平，碌碌无所表现，真是坐守而已。惟一的一件得意事，便是识拔了左良玉。侯方域《壮悔堂文集·宁南侯传》记左良玉辽东人，投军以战功得为辽东都司。有兵无饷，少不得常干没本钱的买卖。有一次抢了一大票，不想竟是运到锦州的饷银，论法当斩。而同犯丘姓很够义气，一肩担承，左良玉得以不死。当然，官是丢掉了。传云：

“既失官，久之，无聊，乃走昌平军门，求事司徒公。司徒公尝役使之，命以行酒。冬至，宴上陵朝官，良玉夜大醉，失四金卮；旦日，谒司徒公请罪。司徒公曰：‘若七尺躯，岂任典客哉？吾向误若，非若罪也！’”

按：司徒公即谓侯恂。昌平为明十三陵所在地。侯恂的职责之一，即是守护陵寝。是故冬至朝官祭陵，侯恂以“地主”身份，设宴相待。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命以行酒”四字，其中大有文章。

明朝中叶以后，龙阳之风甚炽，军中不携妇人，常以面目姣好的兵卒陪酒侍寝。“行酒”二字是含蓄的说法，所以侯方域的同社文友贾开宗，于此四字之旁有夹注：“宁南出身如此。”观下文失金酒卮以后，左良玉请罪，侯恂答复他的话，情景自见。而孔东塘作《桃花扇》派脚色，左良玉以小生应工，可知亦有微意在内。

崇祯四年春天，清太宗制成红衣大炮。秋天举兵侵明，进围大浚河新城。侯恂奉旨赴救，《宁南侯传》记：

“榆林人尤世威者为总兵官，入见司徒公曰：‘大浚河当天下劲兵处，围不易解。世威当行，今既以护陵不可，公且遣将；谁当往者？中军将王国靖，书生也；左右将军更不可任。”司徒公曰：‘然则谁可？’世威曰：‘独左良玉可耳！顾良玉方为走卒，奈何帅诸将？’司徒公曰：‘良玉初任此，吾独不能重良玉乎？’即夜遣世威前论意。漏下四鼓，司徒公竟自诣良玉邸舍，请焉。

“良玉初闻世威往，以为捕之；绕床语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床下，世威排闱呼曰：‘左将军，富贵至矣！速命酒饮我。’引出而论其故，良玉失色；战栗立，移时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

“而司徒公至，乃面与期，诘旦会辕门，大集诸将，以金三千两送良玉行，赐之卮酒三令，箭一，曰：‘三扈酒者，以三军属将军也！令箭，如吾自行。诸将士勉听左将军命，左将军今日已为副将军，位诸将上。吾拜官疏，夜即发矣！’“良玉既出，以首叩辕门墀下曰：‘此行倘不建功，当自刎其头。’已而果连战松山、杏山下；录捷功第一，遂为总兵官。良玉自起谪校至总兵，首尾仅岁余，年三十二。”

这段记述，稍嫌夸张，而大致皆为事实。自此以后，左良玉成为动关安危的大将。而侯恂的仕途亦很得意，崇祯六年五月，调升为户部尚书。侯方域进京侍父，即在此时。其时年十六，已中了秀才，也娶了亲。第二年，代父草拟屯田奏议，计分官屯、军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边屯、垦种、考课、信任等十目，洋洋万言，条畅练达，期于可行。但此时大局已成鼎沸鱼烂之势，民间有“田”字诗，所谓“昔为富之基，今成累字头”，有田者宁愿流离道途，乞讨为生，不愿回乡耕种，借以逃避“加派”。在这种情况下谈屯垦，无异纸上谈兵。此奏上否不可知，即上亦不能行，可为断言。但以十七岁的少年，能草成这样的大文字，虽说是在侯恂指导之下所完稿，亦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明末四公子中，侯方域颇留意经济政事，有用世之志。却以生不逢辰，英才无由得展。以小见大，侯方域个人的悲剧，亦正是时代的悲剧。

当侯恂就事一个月之后，首辅周延儒为温体仁所排挤而去官。不过温体仁虽取代为首辅，犹不敢彰明较着与东林、复社为难，所以侯恂亦得安于其位。

到了崇祯九年，东林健者文震孟被排挤罢相以后，温体仁羽毛已丰，职掌度支的侯恂乃为体仁唆使言官奏劾糜饷，被捕下狱，直到崇祯十四年方始出狱。

侯恂明史无传，他的落职获罪，系狱五年之久，始末如何，侯方域诗文中皆未提及。所谓“糜饷”，或非虚诬。

侯方域初到金陵在崇祯十一年。南归的原因是在应乡试。

爱情

第二年方始结识李香君。侯方域《李姬传》：

“李姬者，名香，母曰贞丽。贞丽有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所交接皆当世豪杰，尤与阳羡陈贞慧善。姬为其养女，亦侠而慧，略知书，能辨别士大夫贤否。张学士溥、夏吏部允彝急称之。少，风调皎爽不韦，十三岁，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传奇》，皆能尽其音节；尤工琵琶词，然不轻发也。

“雪苑侯生，己卯来金陵，与相识。姬尝邀侯生为诗，而自歌以偿之。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三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姬私语侯生曰：‘妾少从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侯生大呼称善，醉而卧。王将军者，殊怏怏，因辞去不复通。

“未几，侯生下第，姬置酒桃叶渡，歌琵琶词以送之。曰：‘公子才名文藻，雅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琶词也。妾亦不复歌矣！’侯生去后，而故开府田仰者，以金三百锾邀姬一见；姬固却之。开府惭且怒，思有以中伤姬。姬叹曰：‘田公宁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卒不往。”

李贞丽为陈贞慧所眷，亦见余淡心《板桥杂记》。可以猜想得到，侯方域之结识李香君，是从陈贞慧同游而起。

在此书以前，又有《致田中丞景》可补《李姬传》的不足，中云：

“仆之来金陵也，太仓张西铭偶语仆曰：‘金陵有女伎李姓，能歌《玉茗堂词》，尤落落有风调。’仆因与相识，间作小诗赠之。未几，下第去，不复更与相见。”张西铭即张溥。所谓“间作小诗赠之”当为《四忆堂诗集》卷二，《赠人》及《金陵题画扇》二首，《赠人》是一首七绝，曾为孔东塘记入《桃花扇》中：

“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争御富平车。青溪尽种辛荑树，不及春风桃李花。”

这首诗之为赠李香君，绝无可疑，但含意殊不可晓。青溪九曲，流经秦淮，见《太平寰宇记》；又有“青溪小姑”为蒋侯第三妹，见《异苑》，此为诗中青溪的来历。而“辛荑”不知是何典故？辛荑即辛夷，开花名迎春，是一种高贵的花卉，而又开在春先，故云“不及春风桃李花”。《桃花扇》引此诗，作“不及春风桃李花”，与原句的褒贬之意，完全相反。这不知是孔东塘所改，还是别有所本，尚待考证。

侯方域与阮大铖

至于阮大铖原与侯家有旧，胡介祺撰《侯朝宗公子传》云：

“大铖佥壬凶险，顾少有俊才，其朱党阉时，司徒公绝爱之。后以身陷大逆，见槟君子，犹欲以世讲之谊，与公子通殷勤，且欲藉公子以解于四公子之徒，公子拒之峻。”

侯方域本人有《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作于崇祯十六年左良玉打算由九江移军金陵之前，第一段叙述彼此的渊源：

“执事，仆之父行也。神宗之末，与大人同朝，相得甚欢；其后乃有欲终事执事而不能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大人削官归，仆时方少，每侍，未尝不念执事之才而嗟惜弥日。”

按：此言侯恂与阮大铖同朝，始而情谊相孚，继而纵迹相违，则因阮大铖投身阉党之故。天启年间，侯恂削职家居，而仍痛惜阮的才具，可知侯阮之间，并无私憾。

“乃仆稍长，知读书，求友金陵，将职途，而大人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虽于我为后进，我常心重之，汝至当以为师。又有老友，方公孔，汝当持刺拜于床下。’语不及执事。及至金陵，则成公已得罪去，仅见方公，而其子以智者！仆之夙交也，以此晨夕过从，执事与方公同为父行，理当谒，然而不敢者，执事当自追忆其故，不必仆言之也。”

按：成勇，天启五年进士。崇祯十年行取为南京吏部主事，后改御史。崇祯十一年九月以劾杨嗣昌“入枢两年，一筹莫展”而革职充军。于此可知，侯方域初到金陵，在此年九月以后。

方以智的父亲方孔，其时新奉复起之命，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此时当因长江上游，韦盗狂起，道路阻隔，尚未赴任。

“晨夕过从”者，是与方以智交游。侯方域获识陈贞慧、吴应箕及冒辟疆当均在此时。侯方域不谒父执阮大铖，则以前一年方有《留都防乱》之揭，阮大铖为清议所弃，侯方域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词气之间，仍然在强调并无私憾。

侯方域受难

崇祯十、十一、十二年亦即戊寅、己卯、庚辰三年，为明朝百毒俱发，势在必亡之时，而南都的繁华，却更胜于昔。“四公子”的名声，即起于此时。十一年南闱乡试，王谢子弟，东林孤儿，连翩入场。陈贞慧、冒辟疆、侯方域皆下第，而不尽关乎文字优劣，如侯方域之被摈，乃第一场策论触犯时忌之故。

《壮悔堂文集》卷八《南省试策一》，有徐邻唐按语：

“是科为己卯，朝宗举第三人。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如以此策入彀，吾辈且得罪。’本房廖公国遴力争曰：‘果得罪，本房愿独任之。’正考迟回良久曰：‘吾辈得罪，不过降级罚薪而已。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朝宗遂落。今读其策，岂让刘蒉，千载一辙，良可叹也。”

正主考的意思是，取中侯方域，则磨勘试卷，侯方域将获重罪，是故斥落正所以保全。这个说法，可以成立。因为侯方域这篇策论中，对崇祯有极深刻的批评，试摘数段如下：

“所贵于甘德者，能临天下之谓也。虞书曰：‘临下以简。’而后世任数之主，乃欲于其察察以穷之。过矣！夫天下之情伪，盖尝不可以胜防；而人主恒任其独智，钩距探索其间，其偶得之也，则必喜于自用；其既失之也，必且展转而疑人。秉自用之术，而积疑人之心，天下岂复有可信者哉？”

这开头的一段，便是指崇祯察察为明之故，而非虚空鉴衡，骤作月旦，是有实例为根据的。

崇祯二年十二月，清太宗兵逼北京，宁远巡抚袁崇焕率师赴援。其先，俘获太监二人，清太宗付与汉军旗人高鸿中、鲍承先监收。高、鲍二人遵密计行事，据《清太宗实录》所载如此：

“坐近二人，故作耳语云：‘今月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纵杨太监归。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帝，遂袁崇焕下狱。”

这完全是《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故事的翻版。事实上，清太祖时曾将《三国演义》译为满文，作为兵书。清太宗确为有心用此反间计，而居然奏效。孟心史先生对崇祯“竟堕此等下劣诡道，自坏万里长城”，深致感叹。后入读史，尚有余憾，则在当时的侯方域，自更痛心疾首，所以在策论中痛切陈词如此。倘或中式，闱墨发刻，天下皆知，则谤讪君上，必有巨祸。是故“保全”之说，亦不可全视为遁词。

榜发下第，侯方域回家乡，与贾开宗等组织文社，名为“雪苑社”，社友共六人。《李姬传》所谓“雪苑侯生”之雪苑，出处在此。

侯方域避世

崇祯十四年，侯恂出狱而侯执蒲病故。这年李自成破南阳，围开封，侯方域奉父避难金陵。下一年归德沦陷，开封被围益急。其时在河南的官兵，以左良玉的实力比较雄厚，但跋扈不听节制，特起侯恂以兵部侍郎总管援汴官军，结果很不理想。侯方域《宁南侯传》：

“以司徒公代丁启睿督师，良玉大喜踊跃，遣其将金声桓率兵五千迎司徒公。司徒公既受命，而朝廷中变，乃命拒河援汴，无赴良玉军。良玉欲率其军三十万，觐司徒公于北河；司徒公知粮无所出……卒不得与良玉军会。未几，有媒孽之者，司徒公遂得罪。”

这段文章写得支离不明，所谓“朝廷中变”系指何事？左良玉拥兵三十万，侯恂可曾督促攻贼？皆无交代。此由于侯方域为亲者讳，隐略了一大段事实：其时侯恂尚未受代，开封前线，仍由丁启睿督师。官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诸军，云屯于开封以南的朱仙镇，与贼垒相望。《明史纪事本末》载：

“启睿督诸军进战。良玉曰：‘贼锋方锐，未可击也。’启睿曰：‘汴围已急，岂能持久？必击之！’诸将咸惧，请诘朝战，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阳，诸军相次而走，督师营乱。”

明史《左良玉传》所记大致相同，而更为详晰：

“贼营西，官军营北。良玉见贼势盛，一夕拔营遁，众军望见皆溃。自成戒士卒，待良玉兵过，从后击之。官军幸追者缓，疾驰八十里。贼已于其前穿堑，深广各二寻，环绕百里；自成亲率众遮于后，良玉兵大乱，下马渡沟，僵仆溪谷中，趾其颠而过。贼从而蹂之，军大败。”

结果是“弃马骡万匹，器械无算，良玉走襄阳”。其时侯恂在黄河北岸，崇祯命侯恂“拒河图贼”。命左良玉“以兵来会”，即由襄阳北上，仍回开封前线，而左良玉“畏自成迁延不至”。于是九月间，李自成决河灌城，中州佳丽，尽付波臣，大堤弦管，与浊潮相呜咽了！

于此可知，《宁南侯传》所谓“流贼惮之，呼为左爷爷”，有无其事，实成疑问。史实俱在，左良玉不能不负开封失陷的主要责任。而侯恂复起，对左良玉一无作用可言。侯方域所记，实皆粉饰之词。据明史《左良玉传》：“帝怒恂罢其官，不能罪良玉也。”则左良玉所报答于举主者，实所不堪。独怪侯方域犹为之曲曲回护，此中是何道理，很难索解。

左良玉自兵败后，即在长江上游劫盐船为活。崇祯十六年移兵九江，扬言缺粮，要就食金陵。一时人心惶惶，计无所出。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便托侯方域以他父亲的名义，致函左良玉，劝阻南下。而阮大铖乘机报复，大放空气，说左良玉进兵，有侯方域作内应，打算借刀杀人！幸亏杨文骢报信，方得及时躲避。侯方域《癸未生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叙其经过如下：

“昨夜方寝，而杨令君文骢叩门过仆云：‘左将军兵且来，都人汹汹。阮光禄扬言于清议堂，云子与有旧，且应之于内。子盍行乎？’仆乃知执事不独见怒，而且恨之，欲置之族灭而后快也……仆今已遭乱无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据年谱记，侯方域“避于宜兴”，是逃在陈贞慧家。甲申之变，复回金陵。这年秋天，陈贞慧被捕，是由侯方域“仓皇出兼金”，托钱禧多方贿托，终以练国事的出大力，陈贞慧得以出狱。此为侯方域在《赠陈郎序》中所自道。

《赠陈郎序》又记：

“乙酉春正月，有王御史者，阮大铖意，上奏责浙直督府捕余。余时居定生舍，既就逮，定生为经纪其家事；濒行，送之舟中而握余手曰：‘子此行如不测，故乡又未定，此垒将安归乎？吾家世与子之祖若父，暨子之身，无不同者，今岂可不同休戚哉？盍以君 *** ，妻我季子！’妻遂与陈夫人置杯酒，定约去。是时余女方三岁，陈郎方二岁尔！”

此为陈、侯于患难中缔姻的经过。其后两不相负，风义可佩。

其宜兴被逮以前，侯方域曾一度避在扬州史可法的大营。事迹可称者，只有替史可法拟复多尔衮书一事。多尔衮《致史可法书》，则出于李雯的手笔——李雯字舒章，青浦人，在明朝是秀才，入清为内阁中书舍人。在当时，此一职位相当于内阁学士，一时诏诰书檄，多出其手。龚芝麓誉之为“国士无满，名满江左”。笔下原自不弱，以故代多尔衮所拟原书，纵不能胜于侯方域代史可法所拟的复书，至少亦是旗鼓相当。

自乙酉五月以后，侯方域奉父家居。其兄方夏于顺治三年成为满清第一科的进士，而侯方域已决心做明朝的遗民，无奈事与愿违。在多尔衮摄政期间， *** 在朝者，已形成南北之争。北则冯铨，南则陈名夏，等于前明阉与东林之争的延续。于是甘心终老于岩壑者亦不得安宁了。最显著的例子，是吴梅村的复出。

吴梅村在当年是江南士林的魁首，无论冯铨要拖人落水，还是陈名夏要引名士以自重，第一个看中的目标，都必然是吴梅村。而吴与另外一陈——犹如复社两张一般——当时朝中南派的首脑为两陈，江苏溧阳的陈名夏以外，浙江海宁的陈之遴是吴梅村的儿女亲家。两陈交荐，吴梅村在公私方面所受的压力甚重，终于不得不在顺治十年秋天，就征进京。“我本淮南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而被迫做了清朝的国子监祭酒。

在吴梅村复出之说甚嚣尘上时，侯方域曾致书规劝，论其“不可出者有三，而当世之不必其出者有二”。吴梅村复书，慷慨自矢，表示“必不负良友”而终于复出。事实上侯方域亦有被迫应试之事，《年谱》载：

“顺治八年辛卯，公三十四岁。当事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又贾开宗所撰《本传》：

“方域豪迈多大略，少本有济世志……己卯举南省第三人，以策语触语黜。辛卯举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复斥不录。既不见用，乃放意声伎。”

年谱与本传所记，于侯方域的心迹，大相径庭，一则被迫，一则有用世之志，而以后者为较可信。

贾开宗为侯方域雪苑社友，侯方域称之为“贾三兄”，撰传评文，交非泛泛，必不致厚诬侯方域的出处心迹。但作传记事，求信求雅，与子孙为先人作年谱，理当为亲者讳的情况不同。

乡试

今按：辛卯（顺治八年）侯方域应河南乡试，闱中所作策论五道！具载《壮悔堂文集》第八卷。其时顺治甫行亲政而尚未成年，故试策首以《勤于读书》为谏，计陈三事：《开经筵》、《亲儒臣》、《读汉书（文）》。第二策议礼，以为“人主居五帝三王之位，继五帝三王之道。治五帝三王之民，而欲废五帝三王之礼，是欲强天下以自为便利也，天下岂从之哉？”第三策论治道，应特重州县官；第四策论不可轻议治河；第五策论明赏罚，申明大法小廉之义。这五篇煌煌大文，确实下过功夫，既非一味颂圣，虚与委蛇，更未故违功令，意在被摈。如说并无用世之志，或者对满清仍持反感，实在用不着这样大卖气力。

如上持论，或不免过苛。衡诸侯方域后来的行迹，未始不以此举为悔，下一年治《壮悔堂》，又治《四忆堂》，皆曾作记。《四忆堂记》末段谓：

“或曰：‘然则子既以悔名其集，而以忆名其诗者，何也’？苟忆于昔，不必其悔；苟悔于今，不必其昔之忆。”曰：“诗三百篇，昔人发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愤，聊以忆焉云尔。抑闻之，极则必复。忆之，忆之，所以悔也。”

侯方域的有《壮悔堂文集》，及《四忆堂诗集》，上记表面论时，实则论出处。“或曰”云之，即为质问：你要做清朝的官，就不必再念明朝；既念明朝，就不该“赴试猎官。”而侯方域对此质问，并没有明确的解释，只是自陈悔恨，“忆之、忆之、所以悔也！”说得再明白都没有。最可玩味的是，人间“四忆”是哪四忆？侯方域的答复是自己都弄不清楚。他的说法是，诗歌“情迫气结，纵其所至，不循阡陌，即胸中时一念及，非不历历，及欲举而告之人，固已缠绵沉痛，十且乱其七八矣”！诗以写情，原有陶诗所谓“欲辨已忘言”的一种境界。但侯方域的四忆，胸中历历，只是不愿告人而已。所可断言者，此四忆中，必有陈贞慧与吴次尾的《留都防乱揭》及李香君的《桃花扇》在内。

从侯方域的遗作中去考察，有种种证据显示，辛卯乡试一举，痛悔失足，内心之抑郁自恨，较之吴梅村有过之无不及。而形之于文字吟咏者，则再三自道本心清白，若深恐人不信，致吴梅村书，劝其不可复出，固为变相的表示他决无意于做新贵！而最可玩味者，则为《致方密之书》，此书见《壮悔堂文集》“遗稿”。侯方域于顺治九年治壮悔堂，编定文集。越二年下世，此两年中所作，由其同窗任元祥编为《遗稿》，附文集后，任序明言：“此侯子壮悔堂集成之后所作”，亦即辛卯乡试以后所作。

文学特点

侯方域擅长散文，他提倡学习韩愈、欧阳修，尊唐宋八大家，以写作古文雄视当世。他早期所作华藻过甚、功力犹不深。自谓："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刻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人之旨。"（《与任王谷论文书》）后来日臻妙境，时人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为"国初三大家"（宋荦《三家文抄序》）。称其文之佳者："奋迅驰骤，如雷电雨雹之至，飒然交下，可怖可愕，戛然而止，千里空碧。

侯方域的作品有人物传记，如《李姬传》写品行高洁、侠义美慧的李香君，同时也写反面人物阮大铖，有声有色，形象生动；如《马伶传》写伶人刻苦学艺故事，情节曲折，精神感人：均有唐代传奇笔法，具有短篇小说特点。有论文书信，如《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答田中丞书》、《朋党论》、《王猛论》等，或痛斥权贵，或直抒怀抱，都能显示出他的散文具有流畅恣肆的特色，尤其是《与阮光禄书》，洋洋洒洒，词严气盛，挥斥鞭辟，颇能感人。

侯方域也能诗，如《哀词·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开府都督淮阳诸军事史公可法》（有序）是一首35韵的五古，歌颂史可法的生平业迹，以为用兵不如诸葛亮，而死节则可拟为文天祥，"称量确当"（徐恭士、宋荦等《四忆堂诗注语》）。

撰有《壮晦堂文集》10卷，《四忆堂诗集》6卷。

崇祯十六年（1643年）镇守武昌的左良玉扬言就食金陵，一时人心惶惶，南京兵部尚书熊明遇以侯恂对左良玉有恩，请侯方域假托父亲的名义致书退之。不料与复社成员有仇的阮大铖趁机诬陷侯方域与左良玉联络，是要做内应。侯方域避祸宜兴，借住在陈贞慧家中，仍在弘光元年（1645年）一月被逮捕而卒获释。遭逮之际，侯以家眷托陈，并为儿女定亲，从此两不相负。不久阮大铖入弘光朝廷为官，继续迫害复社人等，将陈贞慧逮捕入狱，侯方域以数千金游说高官，才使陈贞慧获释。

故居

侯方域故居（又名壮悔堂）坐落在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北门内附近，为明末才子侯方域壮年著书处，是一明三暗五、前出后包、上下两层的硬山式建筑。上下贯通的四排圆柱和八十八根根线构造成一木间架，墙装青砖，顶盖垄瓦。屋脊有青兽压顶。屋内有木屏相隔。门窗镂花剔线，圆柱浮雕龙凤。该建筑通体显现出清代匠人高超的建筑艺术。壮悔堂前20米处有五间过厅，建筑风格与壮悔堂相同。

侯方域故居，为中国古典名剧《桃花扇》主人公、明末四大才子之一侯方域所建。侯方域故居庄重典雅，古色古香。五脊之上形态别致、姿势各异的奇兽独具风采。楼里门窗和格扇的镂花剔线精致。26根圆柱上龙凤浮雕栩栩如生。根根圆柱同62根横梁巧妙扣合的木质结构浑然天成，使楼的内部骨架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即使拆去四壁，楼堂仍安然无恙，建筑技巧令人叫绝。奇妙的设计和精巧的技艺令无数能工巧匠折服。

文风与争议

侯方域的文章风采，著名于时。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复多尔衮书》即为方域起草。他的散文往往能将班、马传记，韩、欧古文和传奇小说手法熔为一炉，形成一种清新奇峭的风格，而尤以传记散文见长。

《李姬传》歌颂了明末秦淮名妓李香君明大义、辨是非，不阿附权贵的高尚品德。写品行高洁、侠义美慧的李香君，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同时也写反面人物阮大铖及其他人，均有声有色，形象生动。文字简练，叙事分明，情节曲折，具有短篇小说的特点。

侯方域受其先辈的教育和影响，参加了进步的爱国团体复社，与侯方域志贤的余党又展开了积极的斗争。秦淮名妓李香君对侯方域倾心相爱，并支持他揭露和抨击阉党。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被清代戏剧家孔尚任编成名剧《桃花扇》该剧除被多种剧种上演外，还搬上了银幕和荧屏，影响颇大，成为中国戏剧史上的一块丰碑。明朝灭亡后，三十五岁的侯方城回到归德老家。回想起自己遭遇坎坷，事业一无所成，悔很不已，发誓终生不仕。他建造了壮悔堂，致力于研究学问，创作诗文。在这里，完成了他的两部文集。三十七岁时，因悲愤国事和思念香君，不幸染病身亡。2005年7月，商丘市睢阳区 *** 投资制作了三组共12个蜡像，有侯方域和常氏夫人、香君拂琴等，个个真人大小，栩栩如生。还有从民间收藏的近百余件古式家具、陶瓷器具陈列其间，极大地丰富了景点的内涵。睢阳区还投资100余万元，重修了侯方域父亲、明代户部尚书侯恂的故居，又从民间征集了大批珍贵古物充实其间。然其为人颇有伪君子之嫌，将不仕之过推于女子之因，乃大丈夫所为耶？

《红星照耀中国》的内容简介

管鲍之交 ( guǎn bào zhī jiāo )

解释春秋时齐人管仲和鲍叔牙相知最深。后常比喻交情深厚的朋友。

出处《列子·力命》：“生我者也，知我者鲍叔也。此世称管鲍善交也。”西汉·司马迁《史记·管仲传》：“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事例前与苏子瞻山河订誓，本为～，名位相倾，顿起孙庞之隙。 ★明·陈汝元《金莲记·诗案》

用法偏正式；作宾语；含褒义

近义词生死之交

反义词点头之交

典故

从前，齐国有一对好的朋友，一个叫管仲，另外一个叫鲍叔牙。年轻的时候，管仲家里很穷，又要奉养母亲。鲍叔牙知道了，就找管仲一起投资做生意。做生意的时候，因为管仲没有钱，所以本钱几乎都是鲍叔牙拿出来投资的。可是，当赚了钱以后，管仲却拿的比鲍叔牙还多，鲍叔牙的仆人看了就说：“这个管仲真奇怪，本钱拿的比我们主人少，分钱的时候却拿的比我们主人还多！”鲍叔牙却对仆人说：“不可以这么说！管仲家里穷又要奉养母亲，多拿一点没有关系的。”有一次，管仲和鲍叔牙一起去打仗，每次进攻的时候，管仲都躲在最后面，大家就骂管仲说：“管仲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鲍叔牙马上替管仲说话：“你们误会管仲了，他不是怕死，他得留着他的命去照顾老母亲呀！”管仲听到之后说：“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人可是鲍叔牙呀！”后来，齐国的国王死掉了，公子诸当上了国王，诸每天吃喝玩乐不做事，鲍叔牙预感齐国一定会发生内乱，就带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国，管仲则带着公子纠逃到鲁国。

不久之后，齐王诸被人杀死，齐国真的发生了内乱，管仲想杀掉小白，让纠能顺利当上国王，可惜管仲在暗算小白的时候，把箭射偏了，小白没死。后来，鲍叔牙和小白比管仲和纠还早回到齐国，小白就当上了齐国的国王。小白当上国王以后，决定封鲍叔牙为宰相，鲍叔牙却对小白说：“管仲各方面都比我强，应该请他来当宰相才对呀！”小白一听：“管仲要杀我，他是我的仇人，你居然叫我请他来当宰相！”鲍叔牙却说：“这不能怪他，他是为了帮他的主人纠才这么做的呀！”小白听了鲍叔牙的话，请管仲回来当宰相，而管仲也真的帮小白把齐国治理的非常好呢！

管仲说："我当初贫穷时，曾和鲍叔一起做生意，分钱财，自己多拿，鲍叔不认为我贪财，他知道我贫穷啊！我曾经替鲍叔办事，结果使他处境更难了，鲍叔不认为我愚蠢，他知道时运有利有不利。我曾经三次做官，三次被国君辞退，鲍叔不认为我没有才能，他知道我没有遇到时机。我曾经三次作战，三次逃跑，鲍叔不认为我胆怯，他知道我家里有老母亲。公子纠失败了，召忽为之而死，我却被囚受辱，鲍叔不认为我不懂得羞耻，他知道我不以小节为羞，而是以功名没有显露于天下为耻。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啊！"

鲍叔推荐管仲以后，自己甘愿做他的下属。鲍叔的子孙世世代代在齐国吃俸禄，得到了封地的有十多代，常常成为有名的大夫。天下的人不赞美管仲的才干，而赞美鲍叔能了解人。

不以物喜，不以已悲

平生修得随缘性粗茶淡饭也知足

后来，大家在称赞朋友之间有很好的友谊时，就会说他们是“管鲍之交”。

管仲：春秋时齐国政治家。名夷吾,字仲,亦称管敬仲。据说他早年经营商业，后从事政治活动。在齐国公子小白（即齐桓公）与公子纠争夺君位的斗争中，管仲曾支持公子纠。小白取得君位后，不计前嫌，重用管仲；管仲亦辅佐齐桓公，施行改革。在政治上，他推行国、野分治的参国伍鄙之制，即由君主、二世卿分管齐国，并在国中设立各级军事组织，规定士、农、工、商各行其业；在经济上，实行租税改革，对井田“相地而衰征”（见先秦租税），并采取了若干有利于农业、手工业发展的政策。

鲍叔牙：又称鲍叔，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著称。少时与管仲友善，曾一起经商。齐襄公乱政，鲍叔牙随公子小白出奔至莒国，管仲则随公子纠出奔鲁国。齐襄公被杀，纠和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桓公囚管仲，鲍叔牙知道管仲之贤，举荐管仲替代自己的职位，而自己则甘居于管仲之下，齐国因为管仲的治理而日渐强盛。

“管鲍”，是指公元前7世纪中国春秋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和鲍叔牙，他们俩是好朋友。管仲比较穷，鲍叔牙比较富有，但是他们之间彼此了解、相互信任。管仲和鲍叔牙早年合伙做生意，管仲出很少的本钱，分红的时候却拿很多钱。鲍叔牙毫不计较，他知道管仲的家庭负担大，还问管仲：“这些钱够不够？”有好几次，管仲帮鲍叔牙出主意办事，反而把事情办砸了，鲍叔牙也不生气，还安慰管仲，说：“事情办不成，不是因为你的主意不好，而是因为时机不好，你别介意。”管仲曾经做了三次官，但是每次都被罢免，鲍叔牙认为不是管仲没有才能，而是因为管仲没有碰到赏识他的人。管仲参军作战，临阵却逃跑了，鲍叔牙也没有嘲笑管仲怕死，他知道管仲是因为牵挂家里年老的母亲。

后来，管仲和鲍叔牙都从政了。当时齐国朝政很乱，王子们为了避祸，纷纷逃到别的国家等待机会。管仲辅佐在鲁国居住的王子纠，而鲍叔牙则在莒国侍奉另一个齐国王子小白。不久，齐国发生暴乱，国王被杀死，国家没有了君主。王子纠和小白听到消息，急忙动身往齐国赶，想抢夺王位。两支队伍正好在路上相遇，管仲为了让纠当上国王，就向小白射了一箭，谁知正好射到小白腰带上的挂钩，没有伤到小白。后来，小白当上了国王，历史上称为“齐桓公”。

齐桓公一当上国王，就让鲁国把王子纠杀死，把管仲囚禁起来。齐桓公想让鲍叔牙当丞相，帮助他治理国家。鲍叔牙却认为自己没有当丞相的能力。他大力举荐被囚禁在鲁国的管仲。鲍叔牙说：“治理国家，我不如管仲。管仲宽厚仁慈，忠实诚信，能制定规范的国家制度，还善于指挥军队。这都是我不具备的，所以陛下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只能请管仲当丞相。”齐桓公不同意，他说：“管仲当初射我一箭，差点把我害死，我不杀他就算好了，怎么还能让他当丞相？”鲍叔牙马上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是不记仇的。更何况当时管仲是为王子纠效命。一个人能忠心为主人办事，也一定能忠心地为君王效力。陛下如果想称霸天下，没有管仲就不能成功。您一定要任用他。”齐桓公终于被鲍叔牙说服了，把管仲接回齐国。

管仲回到齐国，当了丞相，而鲍叔牙却甘心做管仲的助手。在管仲和鲍叔牙的合力治理下，齐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齐桓公成为诸侯王中的霸主。

鲍叔牙死后，管仲在他的墓前大哭不止，想起鲍叔牙对他的理解和支持，他感叹说：“当初，我辅佐的王子纠失败了，别的大臣都以死誓忠，我却甘愿被囚困，鲍叔牙没有耻笑我没有气节，他知道我是为了图谋大业而不在乎一时之间的名声。生养我的是父母，但是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

管仲和鲍叔牙之间深厚的友情，已成为中国代代流传的佳话。在中国，人们常常用“管鲍之交”，来形容自己与好朋友之间亲密无间、彼此信任的关系。

鲍叔牙:(？-前644)

春秋时齐国政治家，亦称“鲍叔”、“鲍子”。以善于知人著称。相传为夏禹后人，杞国（春秋中期在山东新泰）公子敬叔之子。敬叔仕齐，采邑于鲍（今济南历城鲍同山一带），故为鲍氏。（据《元和姓纂》和《通志．氏族略》所载）

鲍叔牙少年时与管仲友善，相互十分了解。齐襄公时，叔牙辅佐公子小白。后因襄公为政无道，叔牙知齐国将乱，即随公子小白逃奔莒国；管仲则随公子纠逃奔到鲁国。襄公被杀，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桓公任命叔牙为相，叔牙辞谢，保举管仲。他说：“您要治理齐国，我与高傒可胜任；若想称霸诸侯，非管仲不可。”他劝小白别计一箭之仇，请回管仲，委以重任。齐桓公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齐国经管仲的改革，日渐富强，称霸诸侯。管仲相齐时，叔牙甘居其下，一起治理国政。管仲下世后，鲍叔牙继管仲为相，周年而殁。

管仲曾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鲍叔牙遂以能知人为世人所称道。故后世言人之相知，誉称“管鲍”。相传鲍叔牙死后葬于今历城鲍山下。

原文: (选自司马迁<史记.管仲列传>

管仲夷吾①者，颍上②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③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④，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⑤，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选自《史记·管晏列传》)

译文:

管仲，又名夷吾，颍上人。青年时经常与鲍叔牙交往，鲍叔知道他有贤才。管仲家境贫困，常常欺骗鲍叔，鲍叔却一直很好地待他，不将这事声张出去。后来鲍叔服事齐国的公子小白，管仲服事公子纠。到了小白立为桓公的时候，公子纠被杀死，管仲也被囚禁。鲍叔就向桓公保荐管仲。管仲被录用以后，在齐国掌理政事，齐桓公因此而称霸，多次会合诸侯，匡救天下，都是管仲的谋略。

管仲说：“当初我贫困的时候，曾经同鲍叔一道做买卖，分财利往往自己多得，而鲍叔不将我看成贪心汉，他知道我贫穷。我曾经替鲍叔出谋办事，结果事情给弄得更加困窘和无法收拾，而鲍叔不认为我愚笨，他知道时机有利和不利。我曾经三次做官又三次被国君斥退，鲍叔不拿我当无能之人看待，他知道我没遇上好时运。我曾经三次打仗三次退却，鲍叔不认为我是胆小鬼，他知道我家中还有老母。公子纠争王位失败之后，我的同事召忽为此自杀，而我被关在深牢中忍辱苟活，鲍叔不认为我无耻，他知道我不会为失小节而羞，却为功名不曾显耀于天下而耻。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鲍叔啊！”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文笔优美的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作品。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

《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又称《西行漫记》，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不朽名著。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7.11—1972.2.15），美国著名记者。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

扩展资料

《红星照耀中国》(原名《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于1905年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是家中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父亲开了一家小印刷厂，家里过着小康生活。

父亲要他也从印刷业开始自己的生涯。但他却走上了一条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道路，成为世界著名的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

作者于1936年6月至10月对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实地考察，根据考察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探求了中国革命发生的背景、发展的原因。他判断由于中国***的宣传和具体行动，使穷人和受压迫者对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理念，有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的信念。

由于有了这一种思想武装，使得一批青年，能够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群众性的斗争长达十年之久。他对长征表达了钦佩之情，断言长征实际上是一场战略撤退，称赞长征是一部英雄史诗，是现代史上的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

斯诺用毋庸置疑的事实向世界宣告：中国***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犹如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中国，照耀全世界。

《红星照耀中国》的另一魅力，在于描绘了中国***人和红军战士坚韧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

他面对面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中国***的***和红军将领，结下了或浅或深的交情。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毛泽东。